讓病人帶著愛走、讓家人懷著愛活。

「對，假如我們當時，只給予阿權嫂緩和呼吸困難的症狀處理，讓他不要被急救、插管、電擊的話，也許可以多爭取到一些時間。讓他最後一次跟家人做『幸福人生四件事』（道謝、道歉、道別、道愛），也許最後就能平靜、安詳地往生，得到善終，家人也不會事後因懷疑自己做的改變而自責，進而得以繼續善生。」

「可是這麼複雜的醫療抉擇，對於一個醫學外行的家屬來說，真的很難選擇該如何是好耶？為什麼醫師不能在最後關頭，多堅持一些呢？」

「畢竟醫師還是要尊重病人，而且，在台灣的醫師有時甚至更要先尊重家屬的意願。」

「為什麼？不是病人的權利最大嗎？而且阿權嫂都已經是成年人，可以自主決定了，為什麼醫師還要顧慮家人的意見

？」

「醫界曾經流傳過一句話：『在台灣，法治觀念還不普及，死掉的人不會跳出來，幫醫生做證明，但活著的人，卻可以跳出來告醫生。』」

「就算如此，都已經簽署文件，醫生還怕什麼？上法院就上法院呀？」

「這是理論，實際上，大部分的醫生所學的是醫學不是法學，更何況，大部分的醫生，會選擇把寶貴的時間，花在病房內照顧病人，而不是花在法院內。」

「唉，這好像是這個社會的共業啊，那民眾到底該如何是好？尤其當我們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時，又該怎樣才能求得善終呢？」

「要更具體的宣導就算簽署了『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也仍要根據病人的病情不同、時機不同，該做的醫療就該給與，而無效的醫療則不強做。」（待續）

（作者為中山醫院緩和病房主任 周希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