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本以為只是我出生的年代；一個微不足道的符號，今年突然不斷而且強烈的出現在各大媒體。中國大陸為建國一甲子大肆慶祝；台灣因國民政府遷台六十年，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層面作檢討、回顧並策勵；六十年，是中國人的血淚史，也是我個人悲喜交集的滄桑史。

父母倉惶來到海島，尋找遠離屠殺現場，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失去家鄉的土地、財產、親人、工作、語言，成為龍應台筆下的「難民」；戰後嬰兒潮誕生的孩子，雖然逃過浩劫，卻要面臨經濟蕭條，物資艱困的苦難。

花蓮大地震那年，弟弟剛滿月，媽媽一手抱他，另一邊腋下挾著三歲的我，逃出崩塌的日式房子，天搖地動，逼使她摔倒在一片甘蔗田中；後來爸爸調職恆春，超級颱風又接踵而至，老舊簡陋的屋瓦幾乎一掃而空，雨水直直落在臉盆、水桶，叮叮咚咚，全家人瑟縮在一張竹床上。

爸爸教書，理當生活安定，卻因為政治因素，處處受人排擠，白色恐怖下，流離搬遷；坐在火車上吃一顆白煮蛋就是大餐。幼小的我，不知道下一站在哪裡，又能停靠多久。

在北斗算是安定，一住三十年。最先分配到一間十幾坪的房子，四口之家還算勉強，未幾，後面搭建了三張榻榻米大的小房間，滾動我初始的夢想；貼在窗口往外窺伺，總覺得黑影中有什麼蠢動，隨時會從甘蔗田殺出來。

隔壁李主任家就艱難多了，一家七張嘴，我家的泡菜，一盤盤從籬笆上頭遞過去，偶爾包個餃子、烙張餅，就算是打牙祭。在家鄉原本是少奶奶的媽媽們，柴米油鹽挑得辛苦。

後來我們換到有庭院的宿舍，媽媽做家庭代工縫合毛衣，爸爸在空地遍植果樹，享受了短暫卻安逸的清平時光。

一九七一年，西式洋房宿舍落成，命名為文苑新村，對不必再躲警報的上一代人，是奢侈的幸福。在這裡，他們逐一凋零，受盡折騰，備嘗顛簸的一生，像小水滴無聲落入大海，相忘於時代洪流。

走過戒嚴，台灣的天空雷聲隆隆，人人都想當家，各種走音的交響曲令人躁動不安，這大概就是民主吧！只要上個世紀的災難，不要在這個世紀重演，什麼都能接受。

一九四九以後的人生，錯落在偏安的歷史邊緣，新舊交替、東西交流，熱鬧又孤獨；我從周璇的〈月圓花好〉唱到凌波的〈訪英台〉，再唱到楊宗緯的〈回憶沙漠〉，生命曾經逐漸膨大，如今正逐漸縮小，站在一甲子的盡頭回首凝望，凝得入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