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的田稅為了便於徵收，改為按畝徵稅，而非漢朝時徵實際收穫的三十分之一，一畝的收成在一石至一石二斗之間，抽稅四升，大約也和漢朝相當。但是按畝徵稅對土地貧瘠的農夫而言，就顯得負擔較重而不公平了。

魏晉南北朝也抽人口稅，但是採「按納稅」的方式，對富者所抽的人口稅較高，對貧者較低，這和今日綜合所得稅採累進稅率大致是一致的。

魏晉南北朝時還有「蠶桑稅」，也就是規定每戶人家都必需養蠶，即使不養，每戶人家每年也都得向政府繳納絹二匹、綿二斤，這是後來唐朝「租庸調」稅制當中「調」的濫觴。

唐朝時人民對國家所應繳的稅和應盡的義務分租、庸、調三種。租是受田的男丁每年須繳粟二斛（一斛為十斗）或稻三斛；庸是力役，每丁每年須為國家服勞役二十日；調是每丁按當地的出產，每年繳絹二匹、綾二丈、綿三兩，繳布則加五分之一，另外加麻三斤，不產麻的地區可折銀十兩繳納。

安史之亂後，因戶口逃匿嚴重，租庸調無法施行，唐德宗時改行兩稅法，把全國各地的居民重新畫分等級，規定稅額，一年分兩次在夏、秋兩季納稅；商賈則課徵貨物總值三十分之一（千分之三十左右）的貨物稅。另外政府還徵鹽、酒、茶、礦、關五種雜稅，稅率訂得頗高，以增加政府的收入，使民生必需品的價格非常昂貴，民不聊生，結果間接導致了唐朝政權的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