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適之先生談，我確是如對神明。較具體的說，是像寫東西的時候停下來望著窗外一片空白的天，只想較近真實。適之先生講起大陸，說「純粹是軍事征服」。我頓了頓沒有回答，因為自從一九三幾年起看書，就感到左派的壓力，雖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樣，我永遠是在外面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響不止於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一九三○年代。我一默然，適之先生立刻把臉一沉，換個話題。我只記得自己太不會說話，因而梗梗於心的這兩段。他還說：「你要看書可以到哥倫比亞圖書館去，那兒書很多。」我不由得笑了。那時候我雖然經常的到市立圖書館借書，還沒有到大圖書館查書的習慣，更不必說觀光。適之先生一看，馬上就又說到別處去了。

他講他父親認識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幫過他父親一個小忙。我連這段小故事都不記得，彷彿太荒唐。原因是我們家裡從來不提祖父。有時候聽我父親跟客人談「我們老太爺」，總是牽涉許多人名，不知道當時的政局就跟不上，聽不了兩句就聽不下去了。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興趣起來，一問我父親，完全否認。後來又聽見他跟個親戚高談闊論，辯明不可能在簽押房撞見東翁的女兒，那首詩也不是她做的。我覺得那不過是細節。過天再問他關於祖父別的事，他悻悻然說：「都在爺爺的集子裡，自己去看好了！」我到書房去請老師給我找了出來，搬到飯廳去一個人看。典故既多，人名無數，書信又都是些家常話。幾套線裝書看得頭昏腦脹，也看不出幕後事情。又不好意思去問老師，彷彿喜歡講家世似的。
 
祖父死的時候我姑姑還小，什麼都不知道，而且微窘的笑著問：「怎麼想起來問這些？」因為不應當跟小孩子們講這些話，不民主。我幾下子一碰壁，大概養成了個心理錯綜，一看到關於祖父的野史就馬上記得，一歸入正史就毫無印象。

適之先生也提到不久以前在書攤上看到我祖父的全集，沒有買。又說正在給《外交》雜志（Foreign Affairs）寫篇文章，有點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說：「他們這裡都要改的。」我後來想看看《外交》逐期的目錄，看有沒有登出來，工作忙，也沒看。

感恩節那天，我跟炎櫻到一個美國女人家裡吃飯，人很多，一頓烤鴨子吃到天黑，走出來滿街燈火櫥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別乾淨，霓虹燈也特別晶瑩可愛，完全像上海。我非常快樂，但是吹了風回去就嘔吐。剛巧胡適先生打電話來，約我跟他們吃中國館子。我告訴他剛吃了回聲吐了，他也就算了，本來是因為感恩節，怕我一個人寂寞。其實我哪過什麼感恩節。

炎櫻有認識的人住過一個職業女宿舍，我也就搬了去住。是救世軍辦的，救世軍是出名救濟貧民的，誰聽見了都會駭笑，就連住在那裡的女孩子們提起來也都訕訕的嗤笑著。唯有年齡限制，也有幾位胖太太，大概與教會有關係的，似乎打算在此終老的了。管事的老姑娘都稱中尉、少校。餐廳裡代斟咖啡的是醉倒在鮑艾裡（The Bowery）的流浪漢，她們暫時收容的，都是酒鬼，有個小老頭子，藍眼睛白鎊鎊的，有氣無力靠在咖啡爐上站著。

有一天胡適先生來看我，請他到客廳去坐，裡面黑洞洞的，足有個學校禮堂那麼大，還有個講台，台上有鋼琴，台下空空落落放著些舊沙發。沒什麼人，幹事們鼓勵大家每天去喝下午茶，誰也不肯去。我也是第一次進去，看著只好無可奈何的笑。但是適之先生直讚這地方很好。我心裡想，還是我們中國人有涵養。坐了一會出來，他一路四面看著，仍舊滿口說好，不像是敷衍話。也許是覺得我沒有虛榮心。我當時也沒有琢磨出來，只馬上想起他寫的他在美國的學生時代，有一天晚上去參加復興會教派篝火晚會的情形。

我送到大門外，在台階上站著說話。天冷，風大，隔著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適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鎊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霧，不知道怎麼笑瞇瞇的老是望著，看怔住了。他圍巾裹得嚴嚴的，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裡，厚實的肩背，頭臉相當大，整個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我忽然一陣凜然，想著：原來是真像人家說的那樣。而我向來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腳」，否則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來沒穿大衣，裡面暖氣太熱，只穿著件大挖領的夏衣，倒也一點都不冷，站久了只覺得風颼颼的。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彷彿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適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