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為明、清兩代都城，我到一九九七年五月下旬才首度登臨。同行者皆文藝界人士，領隊是文建會二處處長、書法家陳坤一。

出發前一周還不能確定能否成行，因聯合報社長張作錦告知，六月一日將正式布達，由我接任副刊主任。「能不能不在這個時候請假？」他問。我說：「這一趟走訪北京、西安從沒去過的兩座名城，訪問團層次不低，機會難得。而且已聯絡了大陸作家蕭乾、從維熙、沈昌文等人。」他說：「那就縮短行程，提早幾天回來。」我於是提早三天脫隊，趕回台北，接下←弦主持了二十年的聯合報副刊編務。

當年副刊組執編的版面，除聯合報副刊、讀書人周報，還有北美《世界日報》副刊與小說連載版、泰國《世界日報》副刊及小說連載版。一九九七年，報紙的黃金時代雖已不再，但大報還有七八十萬份的銷路，文化品味仍然是媒體在意的標準，新聞工作者第四權的使命並未放棄。那時，平面媒體主要的衝擊來自二十四小時播映的有線電視，及日益普及的電腦網路傳輸。直到二○○三年夏天《蘋果日報》攻陷台灣市場，台灣的報紙競相效顰，從價值取向轉為娛樂取向，變新聞主體意義為感官刺激，浮風淺尚勢不可擋，文字閱讀的黃金時代始加速淪落，一去不返。

「除繼續堅持精緻的語彙系統，副刊還能怎麼變？再變是得還是失？」這是一九九七年一月我在「世界中文報紙副刊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的核心思考。關於報紙邊緣化以及此消彼長的問題，另文申說，此處先說北京之行。

北京，我遙想的是紫禁城與八達嶺長城，及至親臨古蹟，只感到風煙蒼茫，時間的塵屑嗆鼻，並沒有留下誌念的詩文。但往訪蕭乾先生的印象卻很鮮明，記事本留有一段註記。

蕭乾，一九一○年生。二次大戰時為極少數深入歐洲戰場的中國記者，戰後婉拒劍橋大學聘約，毅然回國效力。我拜謁這年他已八十七歲，因心肌梗塞及腎臟病於北京醫院療養中。北京文友傅光明領路，陳信元、彭鏡禧和我四人，帶上一束玫瑰花、一盒烏骨雞精、兩顆哈蜜瓜當小禮。蕭老住院三個月接近康復了；胸前仍貼著紗布，繫一枚監控脈搏的儀器，身體半坐起，斜靠床頭，笑咪咪像一尊彌勒佛。我望著這位傳說中的文學與新聞採訪前輩，敬慕而親切。

他的床頭擺了一冊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刊物《當代》，這一期正連載當過中國文化部長的作家王蒙的長篇小說《躊躇的季節》。蕭老讀得很仔細，他說藝術性不算高，但其中一些資料，表現一九五○、六○年代社會面貌，逼真、幽默、深刻。書上頗多鋼筆字眉批，我順手翻了幾頁，看到「寫作的人是最可憐的」、「詩詩詩，有什麼了不起」……。五○、六○年代，蕭乾曾被打為大右派，遭批鬥，被迫停筆二十餘年，這些眉批，不像讀書心得，倒像是身世慨嘆啊！臨別，蕭老題簽《點滴人生》贈我。「可得活得像個樣兒！」扉頁有這樣一句。

（本專欄每周五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