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南院從「文物館」變身「花卉館」，引來滿城風雨，劉揆連忙宣示「不跳票」，院長周功鑫更澄清是「要讓南院成為『文化與花』的博物館」。雖然官員冀望能「說清楚、講明白」，但故宮定位理該依循決策過程，實在弄不懂為何老是喜歡「先放話、再修正」，徒增非議？

公共決策過程包括「政策問題的形成」、「政策規畫」、「政策合法化」與「政策執行」四階段，但睽諸故宮南院政策簡直一團亂，首先「政策問題的形成」，按理說政府只有處理「重大的、急迫的公共問題」，但回顧當初是否增設故宮南院，正反意見就僵持不下，行政機關理該藉更多討論尋求共識，但最終卻是「高層比基層強」，勢在必行。

待塵埃落定準備決定選址，正常情況應是按評鑑結果定奪，但在「權謀」影響下，臨近梅山斷層的嘉義太保，卻打敗評鑑第一名的高雄左營，卻不見該有的公聽會、說明會；後來在立院縱橫捭闔下通過六十億元初期預算，政策規畫與合法化滿是政治斧鑿之痕。

最後在「政策執行」階段，美國設計公司以工程進度趕不上計畫，聲明退出並遞狀控告故宮，南院未成就先一個大踉蹌；而且，故宮南院的政策一變再變，從亞洲文化、主題樂園到花博館，政策評估所依憑的不是重新檢視政策過程，並廣徵民意，而是一次展覽經驗甚至是「一人」想法旋即放話，無怪連官員也不諱言「故宮南院是一齣權謀鬧劇」。

如今主政者體察「故宮南『怨』」可畏，澄清、解釋紛紛出籠，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如果決策過程少一點政治權謀，多一點民意參與，政策就有厚實民意當靠山，行政團隊就不需要灰頭土臉連賠不是了。

子曰（高雄市／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