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導演的「斷背山」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獎，台灣輿論及朝野爭相道賀，政治人物也來插花，引經據典之外，行政院蘇貞昌院長煞有介事地說要在台灣成立國際級的媒體中心，意圖重整台灣的電影事業，企圖心不可謂之不大。然而有識之士都會覺得這又是趕時髦而衝過頭了的例子：台灣，在可見的未來是沒有可能在國際電影市場這塊版圖插一腳的。我們所缺少的條件，並不是一棟耗資驚人的建築而已。

其實，蘇院長的構想只是搭「李安獲獎」的新聞熱便車，把一個舊案重新掀出來炒作。兩年多以前，當時的行政院就有構想設立「國際媒體中心」；更早，前政府也曾計畫設立「亞太媒體中心」。野心都不小，還想吸引亞太地區的影視工作者都來台北立足。

這些「中心」的構想事出有因，兩年多以前開始，許多國際新聞媒體原本設在台灣的辦公室紛紛撤站，例如「遠東經濟評論」、「亞洲華爾街日報」、「新聞週刊」、「時代雜誌」等等。我記得蕭美琴立委曾經就此事質詢新聞局，並提出設置「國際媒體中心」的建議。

其實，國際新聞媒體撤出台灣是一個進行中的大趨勢。國際新聞媒體原本在日本東京設有亞太總部，統籌指揮亞太地區的記者採訪報導事務。後來，這些東京總部辦公室紛紛舉辦惜別酒會，因為都把亞太總部遷到上海或北京了。撤銷台北的常駐記者只是這個調動重整中的一環。

國際新聞媒體「走了」，不完全是成本考量，因為北京上海地區像樣一點的辦公大樓租金不見得比台北或東京便宜。他們走，主要是基於新聞重心傾斜的權衡考量。台灣不是亞太地區新聞的焦點，如果此間發生一點事情需要採訪報導，從大陸派個記者過來就成了，不必花錢顧個人長年駐守在台北。此間政治人物擔憂的其實也是在這一點：怕被邊緣化、怕不受國際重視。但即使如蕭美琴建議的由政府出資設立媒體中心，或是補貼國際新聞機構在台北租辦公室的租金，根本問題還是沒解決：那些記者呆在台北做什麼？他們的老闆當初不嫌東京辦公室租金昂貴，怎麼會嫌台北貴呢？「成本」不是搬遷走人的主要原因！

今天蘇院長講的媒體中心和兩年前蕭美琴的媒體中心又不一樣了，蘇院長說的是要建置一個「環境」供影藝界人士設置基地，上下游配合，拍出好看又賣座的電視劇和電影。天吶！這談何容易？蘇院長和他周邊的幕僚怎麼會這麼天真呢？

台灣現在一年拍出的「國片」是個位數，多數是依賴行政院輔導金過活。拍出片子也沒有電影院要放映，甚至勉強同意放片的戲院連海報也不願意張貼，因為戲院老闆都預知這些國片沒有觀眾，浪費一間放映廳，還要浪費海報櫥窗的空間？經營一間電影院不是做慈善事業，也不是黨政的文宣部，怎麼能叫人家做賠錢買賣呢？為什麼國片沒有市場？簡單說吧：國片把觀眾都趕跑了。過去十年來，在台灣搞電影事業的一群新銳，過份地強調影片的藝術性，結果是眼裡沒有觀眾，只有導演自己的理念和夢想。舉例來說，國片中常可見到一個鏡頭是女主角沉思，觀眾可以拿碼錶計時，那段沉思可真夠久，觀眾都要打瞌睡了！電影是「動畫」，是要在一兩個小時內呈現一段故事來娛樂觀眾。電影，不是攝影、不是油畫，怎麼可以叫主角不動如山呢？你去看看瑞典導演英瑪柏格曼的電影，他影片中自有深邃內涵，氣氛沉重，但是影片是「動」的，而且動得很流暢！相反的，看過台灣拍攝的「光陰的故事」，就知道有多沉悶，故事性薄弱，幾乎沒有劇情結構，底片都浪費了。

台灣的導演和製片把觀眾都趕跑了還不自知，反而沾沾自喜曾經得過什麼國際影展獎。得了再多的獎，假設不能吸引觀眾，做為一個媒體藝術工作者是不及格的。電影是給電影院觀眾看的，不是在學院給評審委員打分數的；電影是要找演員，不是找模特兒。假如沒有故事，沒有感人的故事，就不會有觀眾花錢找罪受。曲高和寡的作品，不見得都會成為風雨名山之作。近來「韓流」侵襲台灣，電視台都在播放韓劇，街頭巷尾都在追逐韓國藝人。我也看過一陣子韓劇，其實人家拍的就是有故事性。早年的台灣電影和電視劇就是今日韓劇的風格，可是今天的台灣影視作品不再具備那種迷人丰采。「主題」掛帥、「導演個人品味」掛帥、「國際影展得獎」掛帥，失去的是票房，失去的是觀眾。台灣「新電影運動」實驗結果，不但失去了基本觀眾，也失去了整整一代可能編寫執導電影的人才。

把觀眾找回來之前，先把說故事高手找出來。蘇貞昌許諾的高樓大廈，裡面可能住著講故事的高手嗎？難道又要增添一棟「養蚊子」的公共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