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連發生兩起「新聞殺人」事件，一是元月十三日某日報報導，一名大學生因在捷運的強吻行為，「可能面臨最重十年的牢獄之災」，當天兩家電視新聞台隨即強力播送，讓這名大學生誤以為會判重刑，次日上吊自殺。

二為，同一家日報本月二日以大篇幅圖文報導，某國中老師因與女學生「不倫戀」被起訴，各電子媒體跟進，逼使老師走上自殺絕路。

姑不論兩則報導已違反新聞專業和倫理，也明顯有「媒體審判」之嫌，因兩案檢察官尚在偵辦，未經法官審理，而法官往往也會視案件情節輕重，判決結果通常未必如檢察官起訴「求刑」一樣，無法一概而論，甚至不服判決猶可上訴。但媒體報導若涉及當事人的名節、名譽，必須慎重處理，不能憑一紙公文書，便濫用「第四權」作赤裸裸的報導，特別是人命關天的事件，無怪尤英夫律師要撰文譴責，並願組律師團協助類此事件的受害人。

事實上，台灣的媒體亂象和日本比不遑多讓，但日本近十年來已有明顯改善，因為他們有了司法對媒體的規範，且日趨嚴峻，像著名的憲法學者松井茂在一九九四年的「媒體法」序言就提到：「媒體現正處於四面楚歌，目前要求媒體必須對其表現、報導，負起責任的訴訟案件有增未已，該等訴訟多以名譽毀損、隱私權侵害及肖像權侵害等原因為由，要求媒體須負損害賠償責任或停止發行，而法院對媒體態度也趨嚴格，還有民事賠償金額的遞增，同時對個人資訊保護、人權維護及青少年保護十分重視，對『過度採訪』而損及隱私也納入規範。」

換言之，媒體除了加強自律，接受閱聽大眾市場的挑戰外，現又多了司法規範的他律。日本的憲法雖保障言論、出版及其他一切表現的自由，但也防止媒體自由的濫用，即不得侵害人民的權益、隱私、名譽等，也就是不能假借自由之名凌駕法律之上，如有侵害，也保障其請求救濟的權利。

現在台灣媒體常以閱聽大眾有「知的權利」，據以為「第四權」的保護傘，殊不知此項「特權」早已消失，因為美國最高法院和學界已有了界定，就是「媒體原則上應僅具有和一般國民相同的表現，地位平等，只是為了『知的權利』服務，允許在法律範圍內給予報導方便」，這充分說明媒體人和一般國民一樣，不能逾越法律範疇。如今英美、歐日等國家，對媒體的表現自由須受「公共福祉」的制約，並重視人權，與公共利害無關的報導，則未必能豁免其社會責任。

如此看來，各先進國家在維護新聞自由的原則外，相對地也加重了媒體的社會責任，像「媒體法」的興起，已蔚為全球化浪潮，而台灣媒體在閱聽大眾不斷批判「媒體亂象」的聲浪下，自當警惕、有所節制，更須嚴守新聞專業和倫理規範，何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否則難逃司法的斧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