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國中基測要加考作文後，教育部杜部長和余光中教授的「文學對槓」，再度引發語文教育的爭論，隨後的「青少年台灣文庫─ 文學讀本」各方人士也有不同的看法。

筆者統計目前國、高中國文教材，文言文在國中的比例約四分之一，到了高中大增至四分之三，內容涵蓋古文、詩詞曲、便箋手札等應用文體，內容可謂多元，不過似乎多了一些。筆者並不反對目前文言文的比例，但不贊同余教授提出的「文言比例提升論」。

不可否認，文言文當然有助於加強語文能力，但由於時空背景轉換，許多學生對非生活、非熟悉的文學，學習意願多少會降低，要以中學六年來跨越隔閡，似乎不是那麼容易。

文言文領域固然浩瀚淵博，但目前的高中國文、文化教材內容，加上老師的補充，已足以讓學生稍微了解古典文學的精華，真正要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還是得靠廣泛閱讀，與引領學生涉獵會產生共鳴的作品。

究竟「台灣文學」的定義為何？國文教學應不應該和政治沾上邊？杜部長及余教授似乎有不同的答案。

雖然台灣近年政策是要求去中國化，但我們不應該完全漠視文言文教材，畢竟其能享譽國際、綿延不絕，肯定有它存在的價值，因此在強調本土化的同時，是否更應該致力台灣在地的文學創作？

從另一方面來說，文言文確實可與本土文化結合。傳統的歌仔戲曾經是台灣紅極一時的鄉土產物，內容卻是由文言文的對話轉換為河洛語，再配上中國式的穿著與布局；所以，我們實在不應將白話與文言區分的那麼清楚，語言終究是一種使用工具，既然是工具，就不該苛求運用範圍，只需要求運用方式。

期待這個語文教育議題，能在理性思辨中得到解答，而不是在火藥味下得到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