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研習文學的過程中，曾零星閱讀一些以中文編譯的西方詩文，其中當然也包括你所提到的沙特、卡夫卡、卡繆等人的小說也胡亂讀了一些。那時，我正航向中國古典文獻之海，貪婪啃食文史典冊，也就漸漸不理那些存在不存在的主義或哲學了。

我約略知道，拒做第二性的女人的女性主義者西蒙‧波娃，正是沙特之密友，從這裡我們可以理解存在主義和女性主義的關聯性；進一步來看，強調個人的孤絕與疏離的現代主義，明顯受到存在主義的影響，台灣文學從一九五○年代起在向西方乞靈的過程中，現代主義始終是一個主導思潮，一九八○年代以降，雖有後現代之說興起，但廣義來看，也還在現代主義的照拂之下。因此，要對現當代台灣文學有一種比較宏觀的認識，不能不對沙特及其存在理念有所了解，這也算是一種溯源。

你談到這樣一種學習，我不免想起初上大學之際，一度有意轉到哲學系的往事，即便到如今，書房都還有一批那時買來看的書，包括哲學概論、哲學史、佛學史等；甚至都跑到他們的課堂上去旁聽。想來只是不切實際的憧憬，我在欠缺指引的閱讀學習之下，進不去那層層語言所包裹的思想之內在，挫折極了，乃折返文學領域。

然而，終究也是一段時間的學習，我後來對於先秦到六朝之間的文論有興趣，在文哲之間可以相互證成，多少與此有關，特別是和詩最為密切的「言」「意」關係（如「言不盡意」、「言外之意」等），一直都是思想界的重要命題。

還有一事也可以再提一次，在我上研究所讀碩士的一九七○年代中期，美國「新批評」在台灣引起一陣浪潮，我們也被牽引到海邊，受影響是必然，但我們畢竟只在沙灘，而非下海衝浪，因此而習得一些觀念、方法之類的，半生不熟，竟也就用起來了，我最初的詩（特別是現代詩）之詮釋，明顯留有一些痕跡，後來雖經二度結集而有過濾、清理，明眼人還是可以看得出來，今日看來也許價值不高，但是那種難免誤讀的文本細讀，至少讓我讀詩不畏艱難。尤其是使我深信，所有一切文學的實際批評，都必須有細讀的基本工夫，否則容易削足適履。

很高興你對於生活與寫作之關聯有了比較深刻的體認。去歲三、四月間，我兩次談到生活：〈生活是一本大書〉（三月二十一日）、〈青春：愛、生活與學習〉（四月十八日）。以前，林海音被稱為「生活者」，不只是因其生活形式之多樣，重要的可能還在於內質，這裡面的關鍵其實是隨「緣」適「性」，還是從自我主體出發的。

大學的最後一個學期，在主客觀條件配合之下，我盼望你能過得充實而從容，然後告別南方的豔陽，北上迎接竹塹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