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尚智

在中國上古史研究中，關於夏、商、周三代的文明起源，過去受限於文字史料的不足，有許多未解的謎團，長期以來引起許多人對這段歷史的興趣。

解決這些歷史謎團的方法，需要《尚書》、《春秋》、《史記》等既有的文字史料，搭配現代出土的甲骨文等地下材料，兩者互相印證，也就是民國初年國學大師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並有學者因此衍生出「三重證據法」。

其中，第三重的證據，有一說是無文字的青銅器與器物考古。因此，商周時代的青銅器，不只是博物館收藏的珍貴文物，也是研究上古史重要的地下史料，因為青銅器與玉器，都是中國上古文明的特徵。

著名考古學者張光直，畢業於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身為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曾於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歐美名校任教，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對於中國考古學、台灣考古學等領域貢獻卓著。他提出幾個具啟發性的重要概念，也推進了中國上古的青銅器研究。

張光直表示，在中國上古文明與國家起源的階段，以人群的組成而言，血緣關係尚未被地緣關係所取代，前者顯得更為重要。然而，商周時期王權繼承的正當性，除了血緣關係的繼承之外，更重要的是依據君主的道德與功業。用現在的話說，君主的統治不能「躺平」、甚至是暴虐無道，他必須向廣大的子民展現自己的德行與貢獻，才能獲得臣服。

其次，除了我們所知的祖先崇拜之外，巫教（或稱薩滿教）是中國上古宗教的重要成分。只不過，這種萬物有靈、透過巫師溝通的原始信仰，因出現在儒家文化誕生與傳播之前，除了少數民族以外，現代華人已十分陌生。

一般而言，世界各地上古文明產生的關鍵因素，在於財富的絕對累積和相對集中。然而，張光直最早提出一項中國上古史的創見：在考古學上，以使用青銅器作為人類文明的一個歷史階段，稱為「青銅時代」；然而在中國的「青銅時代」，生產工具依然大多是石頭或木頭所製成，相關技術還沒有重大改變，因此，生產力並沒有本質性的進步。

中國從新石器時代到上古文明時代，有著強烈的連續性，可稱為「連續性文明」。另一方面，宗族制度是階級文化和財富集中的一個重要基礎，也是上古時代政治權力的基礎。

因為當時是政教合一的時期，現代學者透過考古發現，中國上古時代的青銅器就是一種政治權力的工具，因為在當時的巫教中，它是一種祭祀器皿。因此，掌握青銅器的領袖，就握有溝通天地的關鍵手段，也掌握了當時政權的正當性。換句話說，中國的上古文明有一個特色，最初的財富累積，並不是因為生產技術或貿易革新，而是靠強制性的政治措施而造成的。

簡而言之，夏、商、周三代，是一個政治權力不斷集中的過程。從春秋五霸、戰國七雄到秦國統一天下，透過數百年漫長征戰的過程，最終建立了集權力於一身的「皇帝制度」，搭配中央集權的官僚、郡縣等制度，使得過去的封建制度土崩瓦解，確立皇權高於一切，形成中國之後歷代王朝的起源。

從這個角度來看商周青銅器，可知它不只是考古文物，更能理解它在中國上古文明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