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雲大師

錢文忠-2

2005年開始，承蒙揚州市政府讓我們在市中心一千零三十畝的土地，興建一座「鑑真圖書館」，由慈惠法師負責督工。除了圖書館外，也設有一個可以容納千人以上的大會堂。在2008年元旦落成後，舉辦「揚州講壇」，每個月兩次，邀請兩位專家、學者在周末公開講演，錢文忠、余秋雨、易中天、于丹、余光中等，都是我邀請的對象。

錢教授的講演不但叫座，並且還承諾做講壇的護持者，幫助我邀約大江南北的知名學者人士前來開講。一時之間，「北有百家，南有揚州」的稱號，就此傳揚開來，揚州文化也好像起飛了一樣。

後來，宜興大覺寺要申請寺院登記，我邀請錢文忠教授做大覺寺的信徒代表，但地方宗教長官以「教授不可以擔任代表」為由，未蒙批准，甚為可惜。不過，錢文忠教授已經和佛教結了不解之緣，當然也就不在意是否成為信徒代表了，甚至有什麼事情，他也都自願護持。想來，錢穆博士雖然沒有和我多所交往，應該也會為他這位古道熱腸、與佛有緣的侄孫而感到歡喜吧！

而與錢穆教授有關的大儒，同樣以新儒家思想學說聞名，共創新亞書院的唐君毅、牟宗三等，也都是佛光山要好的朋友。

唐君毅

唐君毅先生，1909年出生，四川宜賓人；1956年第一次受邀來台參加活動後，就經常來往台、港之間；後來在1974年應台灣大學哲學系邀請，從香港來台擔任客座教授。在我開山兩、三年後，大概就是1970年代左右，他曾經特地來佛光山訪問，在山上盤桓半日。他是國際哲學界公認為「當代新儒家」的一位代表人物，也是香港新亞書院的創辦人之一。唐君毅先生在任教新亞書院期間，廣邀學界名宿來校主講文化講座，使得香港成為研究中華文化的重鎮。

我除了為他介紹佛光山開山、辦學的理念，並且向他請益有關辦學的理念想法，彼此相談甚歡。後來，他又邀約我到澄清湖附近他的住所拜訪、長談。和他講話，可以感受他溫文儒雅的風範，絲毫沒有一點疾言厲色，實在是一位泱泱大儒。

他曾說，世間上，沒有比自由民主更好的東西。確實，自由民主，是社會大眾共有的財富。但我認為，除了自由和民主，還要有平等、歡喜、幸福、安樂，這才是人間最可貴的。

記得1956年他在「人文友會」演講時，談到「人學」之道。他說，做學問完全是個人的事，任何人幫不了忙。就像我餓了，除非自己去吃飯，不然任何人都不能幫忙。這樣的說法，和禪宗的思想是一致的，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自古以來，參禪悟道的大德，任誰不都是自己親證真理的嗎？

唐君毅先生滿腹經綸，為人氣勢宏大；但生於亂世的他，一身的才情與抱負卻無處可施展，所謂「英雄無用武之地」，實在令人慨嘆。

牟宗三

除了唐君毅先生之外，我後來和牟宗三先生就有了較多的接觸。

牟宗三先生，祖籍湖北，1909年出生於山東省棲霞縣，融通儒釋道。此外，他匯通中西哲學，並藉《大乘起信論》「一心開二門」作為中西雙方共同的哲學間架。

他是一位國學大師，我曾邀請他在台北松江路的佛光山台北別院做過講座，以及為台北女子佛學院的學生授課，他也回送我他的著作《佛性與般若》等。

他說過，他不是佛教徒，但平視各大宗教，縱觀異同，覺得佛教是人類最高的智慧，足以決定生命的方向。

由於牟教授對天台法華、般若空性，都深有研究，我特地安排他到台灣大學講演。

繼牟宗三教授之後，我又安排日本東京大學講座教授水野弘元先生，前往台大講課。在那個年代，大學裡不准弘揚佛法，更不准出家人在校園裡講演，但他們卻能接受這許多具有名氣的教授講學論道，因此，我特意邀約當代的大儒前來講說。

尤其，水野弘元教授是以日本出家人的身分站上講台，我對於能突破學校不准出家人上台授課的限制感到欣慰；但同時，我也對於台大認為遠來的和尚才會念經，卻不接受中國的出家人在學校講演的差別待遇，大感不解。欣慰的是，這許多學者教授，都與我們共同寫下一些令人懷念的紀錄。

數十年後，我受台大張亞中教授和校方的邀約，分別在該校做過兩次的講演。其中一次，還是由校長李嗣涔博士親自主持。我感到時空因緣在變化，總算學界對出家人的看法有些進步了。

閻路-1

說到邀請教授講學授課，我在1965年創辦壽山佛學院，1967年在佛光山創辦東方佛教學院，各界的教授都是我網羅的對象，例如：台灣大學的楊國樞、李亦園、胡佛、陳鼓應，以及中興大學的王淮、成功大學的唐亦男教授等，都是我們佛學院的師資。

其中，成功大學的總務長閻路教授，他甚至在佛學院教書之後就跟隨我出家，法名為慧源。他是一位研究自然科學的專家，上課時，深獲學生的喜愛。雖然是佛教學院，對於自然科學，我覺得，這也是現代佛教徒所應具備的知識。

他在數年的教學中，每堂課的教材筆記都是一張表解。從上課鐘一響，他就開始在黑板上畫圖表解，一直到下課鐘響，剛好一個講題結束，真是堪稱一絕。

他告訴我，這是因為他二十六歲時就做了工礦公司的正工程師，那個時候，教育部的法規認定，正工程師與學校的正教授是同等資歷。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