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雲大師

七、我是從台北來的

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我們宜蘭念佛會的弘法隊到了花蓮去佈教，其實過去在大陸，也有出去宣傳佛教，兒童唱歌等宣傳活動。那時候初到花蓮，也不知道輕重，我看好了佈教的廣場，就租了一台三輪車，拿著擴音器就出去廣播，這個廣播詞是我寫的：「各位父老兄弟姐妹們，咱們的佛教來了！咱們的佛教來了！今天晚上七點三十分，在某某廣場，有某某法師宣揚佛法，以及唱歌說故事，歡迎大家來聽講。」

哪裡知道這樣子一講以後，花蓮警察局立刻派人找到我們的團，對著我們大吼：「是哪一位到花蓮來，不報告就敢集會傳教的。」所有的團員都嚇得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即刻挺身而出，說：「先生！是我。」對方馬上說：「你跟我到警察局來！」

到了警察局，有一位警官就說：「你沒有申請，怎麼可以在戒嚴期中，到花蓮集會、宣揚佛教呢？」我說：「長官！對不起，我是從台北來的。我在台北到處宣揚佛法，也都沒有報告，習以為常。所以到了花蓮，想說花蓮也是台灣的地方，不是什麼化外之區，因此不懂得要申請，非常抱歉。」

那時候「台北」兩個字代表著首都，對於花蓮偏遠的地區來說，是不容小視的，他一聽我說是從台北來的，不知道我是不是有什麼背景，一時也摸不清我的底牌，不免有所顧忌。我看他沉思了一會兒才說：「那你們要注意交通，注意安全。下次來的時候，要記得呈報。」我說：「好的，那是當然，謝謝指教。」因此，那天的佈教就安全無事了。

其實，我的本意並不是想要威嚇他，只是無意中講出「我是從台北來的」，我確實之前在台北做過多次的佈教。台北是首善之區，對於佈教比較寬容，而且只是在屋內集會，這比較容易。可是來到鄉下的花蓮，情況又不一樣，那是在廣場，當時還沒有開放，想集會就比較困難。不過好在有個台北做為我的背景，警察就有很多的顧慮，只有跟我妥協，讓我完成當天的弘法講演活動。

說到管理，一來對人要有尊重，二來也要誠懇說明自己的立場，那麼這當中就有不可思議的效果。尤其面對問題的時候，能夠對症下藥，消除對方的疑忌與顧慮，讓他感到安心，就可以安全行事，解決問題。我想這在管理的問題上面，也是大家要重視的。

八、把佛誕遊行改為迎佛

說到與警察的往來，可以說在台灣的初期，我的經驗是非常豐富的。我記得也是在民國四十五年（一九五六）左右，在宜蘭為了慶祝佛誕節，要舉行佛誕遊行，我希望打響佛教的名號。不過，我想遊行事關重大，還是到警察局去申報一下，因此我親自到警察局拜訪了局長。局長一聽到我要申請遊行，他回答說：「糟糕！你不來申請的話，還可以遊行；現在你一來正式申請，戒嚴期中，我哪裡敢准許你遊行呢？所以，你不能遊行，不能集眾。」

我說：「很多人死了之後，送葬的人都在遊行，那他們都可以啊！」他說：「他們沒有申請，在街上走一下就算了。」我說：「那我現在也在街上走一走，不就算了嘛。」他說：「不行，你已經給我知道、已經申請了，我不能答應。」我覺得我確實有不周全的地方，只得打消了佛誕遊行的念頭。

時光飛逝，第二年很快又到了，我還是不死心，仍然想舉行佛誕遊行，擴建佛教在社會上的地位。由於宜蘭市有四十八個里，我就以「里」設立了四十八個念佛班，有光明班、菩提班、慈悲班等等班級，我要求每一班都舉行佛誕花車化妝遊行。

大家覺得這個花錢出力還可以，但是要花車遊行的話，哪裡有花車呢？那時候還沒有計程車，我說三輪車、小拖車、拖板車都可以做花車。他們勉強接受我這樣的建議，哪知道後來，連他們家裡的人都紛紛參與，全體動員，因為想要跟別的里、別的班級爭取榮譽，所以就都出來幫忙了。

宜蘭市只有五萬多的人口，結果那天的遊行，一下子就來了三萬多人，浩浩蕩蕩，可以說震動了整個宜蘭；整條的後街都沒有行人，只有在大街的中山路，人群集中遊行。警察看到那麼多的人，也不敢取締，只有幫忙維護秩序。我依著警察局局長說的「不要報告」，我這是迎佛，不叫遊行；由於我豎起了迎佛的大旗，也就平安無事，順利進行了。

所以，我覺得在人和事的管理上，我們不要對立，有的時候和緩一點，能語氣和緩、態度和緩、行事和緩，或是善用群眾的力量，也都能取勝。與安全單位的往來，要有對策因應，和平處理，就能夠安全過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