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金財（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人工智慧（AI）已成為牽動經濟競爭、國家安全與地緣政治的核心科技。隨著中美科技競逐升高，AI不僅是產業升級工具，更被視為決定國力與軍事優勢的關鍵技術。台灣處於強權夾縫中，如何在兩岸差異化路線、國際規範與安全風險間取得平衡，已成為不可迴避的政策課題。

當前兩岸科技治理呈現兩條主要路線：「完全脫鉤（decoupling）」與「去風險化（de-risking）」。前者試圖切斷關鍵技術與供應鏈連結；後者則承認兩岸高度互賴的現實，聚焦於降低安全、制度與治理風險。

大陸採取國家戰略型、軍民融和的AI發展模式，運用新型舉國體制推動。自《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畫》發布後，AI被明確定位為國家戰略科技；從中央自上而下統籌，地方政府投入資金與場景，大型平台企業，如阿里、騰訊、百度、華為、商湯等，則負責研發與應用落地，形成「國家─企業─地方」三位一體的動員體系。

大陸發展特色在於政策集中，場景龐大與工程化能力強；但在高階晶片、前沿算力與國際合作上，受制於外部管制與制度信任不足。相對而言，台灣則以半導體與ICT為本，走向「安全、可信賴、國際接軌」的AI生態。憑藉先進製程與供應鏈關鍵地位，聯發科、廣達、鴻海等企業快速布局AI伺服器、邊緣運算與系統整合。

台灣在資料治理、資安與隱私保護上，符合歐美對「信任科技」的期待。政策上以「亞洲．矽谷3.0」、「數位國家．創新經濟」、「前瞻數位建設」等，強化主權算力、可信賴科技與基礎設施。

大陸的優勢在於巨量資料與超大市場，能在零售、交通、城市治理、醫療、物流等領域快速推進應用；政府集中資源打造AI園區、城市大腦與智算中心，平台企業具備系統整合與規模化能力。然而，面臨的挑戰則是高階GPU與先進設備受限、資料與模型受政治審查影響創造性，以及西方對監控與資安產品的審慎甚至禁用。

台灣的優勢在於不可替代的先進製程、可信賴的法治與資安以及與美歐日的高信任合作網絡，擅長智慧製造、醫療AI、工業AI與軟硬整合。然所遭受挑戰及困境，則包括缺乏超大規模資料池、缺少超級平台帶動生態，以及高階人才面臨跨國競逐。

在地緣政治高張力下，兩岸AI合作呈現有限、選擇性特徵。可行的低敏感領域包括：醫療與高齡照護AI（影像判讀、慢病預測、輔具機器人），以「資料不出域、模型合作」為原則。災害防救與氣候AI（颱風、地震、水利、能源效率），具公共財性質。農業與環境AI（監測、灌溉、防災）。

另也包括智慧製造與設備診斷（非敏感設備、維運）；語言文化與古籍AI（數位化、語音與文本技術）；國際標準與倫理（安全、偏誤、治理框架），以研討交流為主。

至於不可跨越的安全紅線，則包括：算力、晶片與雲端基礎設施（直接關聯軍事能力）。如軍事AI與國防科技（衛星影像、無人系統、戰場決策）；大規模監控與社會治理AI（人臉、聲紋、輿情與審查）；關鍵基礎設施AI（電力、金融、通訊、交通、資安）；個資與跨境資料流（生物識別、健康、金融與公務資料）；制度法制差異（隱私與資料主權取向）使資料互通與模型互通操作難以成立。

在中美科技競逐下，兩岸AI既不可能全面合作，也不可能完全脫鉤。更可行的路徑是，在低敏感領域有限合作，如民生、公共財、去政治化技術交流；然而在高敏感領域全面防守，如算力、軍事、監控、關鍵資料等。

台灣的定位在於成為全球可信賴AI技術樞紐，以半導體、資安、自由資訊環境與民主價值融入美歐日體系；大陸則走向自主可控與軍民融和，強化內循環與軍事AI。未來兩岸AI互動將呈現「低敏感維持交流、高敏感全面分離」的新常態，走向去風險化而非完全脫鉤的治理型合作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