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陶宏洋

一段郵政史，常能彰顯一時一地的國際政治、文化交通、民生社會等情況，同時也是民情風俗的縮影。

一九四○年代航空郵遞開展之前，歐亞大陸間曾有過一段時間不長，卻是當時世界最快的洲際郵遞──經西伯利亞郵路（via Siberia），時間約在清末至二戰結束（1897～1945），將近半個世紀。

一八九一年，俄羅斯為連結東西部的國土，促進與中國的商貿、縮短郵件貨物運送時間，開始興築橫跨西伯利亞的鐵路。鐵路西起莫斯科、東達海參崴，歷時十餘年完成。一九○三年，位於中國境內的中東鐵路開通後，更加快了這段郵路的發展。

西伯利亞鐵路全線完成後，歐亞間的通信若改走新開通的經西伯利亞郵路（陸路）僅需約二十天，若經原有的經蘇伊士郵路（海路）郵遞則需四十餘天，省了近半時間，也開創了郵遞時效的新紀錄。

台灣在清末及日據期間，以淡水與打狗（高雄）為國際郵件交換局，與歐洲間之郵遞都經香港轉送，初期走經蘇伊士郵路，後期皆改經西伯利亞郵路往返歐亞大陸間。至於中國大陸，在清末民初時欲寄往歐洲之郵件，可選擇經蘇伊士或經西伯利亞郵路。因後者較為便捷，收寄之郵件如無郵路指示之文字，為增進時效，郵政機構皆經由西伯利亞郵路遞送。

當時，如果要寄信到歐洲，須在國內不同的郵局寄發，同時會按照寄送國家貼上各國郵票、以該國外幣計價，再蓋上不同樣態的郵戳；而郵戳上不僅文字各異，甚至因為所用曆法的差異，戳章的日期也會不同（一九一八年之前，俄國仍採用儒略曆，與國際通用的格里曆〔或稱公曆〕不同，日期約早十三天）。

何以如此？簡言之即「客郵」問題，乃指外國政府擅自設置郵政機構，雇用外籍員工，使用各國郵戳與郵票等侵犯主權的行為，是一頁喪權辱國的歷史。

「客郵」始於一八四七年《南京條約》簽訂五口通商時，英國人擅自於各貿易口岸處設立郵政機構，之後，美、法、德、俄、日、比等國群起效尤，甚至印度亦乘八國聯軍之際跟進。截至一次大戰結束時，各國在華設置的客郵達三百餘處。

雖然清廷從未承認其合法地位，然而當時與各國的通郵皆委由客郵轉寄，郵路亦得其協助，不無默認之嫌。直到一九一四年，我加入「萬國郵政聯盟」後，為能撤銷外國在華客郵，經過多次陳說與會議，到了一九二二年，外國在華客郵局多已關閉。至於南滿的日本客郵局，直至二戰結束日本投降，方告最終解決。

郵政，是方便人們通信的事業。除了軍事、政治、文化、外交、經貿等目的，另有情感聯繫的效用，如親情、友情與愛情。

清末至民初期間，不平等條約開放通商口岸與外國租界等，帶來了為數眾多的各國官員、代辦、軍人、商人及其眷屬；期間，又有我國留學生、學者與外國傳教士等絡繹於途，往返於歐亞之間，通信的迫切需求是難以取代的。

這段經西伯利亞郵路，在當時不僅能夠更快速地收寄信件，最難得的是，雖然歷經各種起義、革命、戰爭、疫病等諸多不利因素的拖累，包括日俄戰爭 （1904-1905）、俄國十月革命（1907）、鼠疫大流行 （1910）、西伯利亞干涉戰爭 （1918-1922）、九一八事變（1931），以及之後的滿洲國成立（1932-1945），人與人之間強烈的通信需求，最終仍能經由多方溝通協商、克服萬難，從未實質中斷過。

直至一九四○年代後，隨著航空郵遞的開展，郵遞時效性進入另一新頁，經西伯利亞郵路才靜靜地走進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