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解昆樺

彷彿是為了丈量海峽那些蔚藍波浪的可能，我把自己安置在海線鐵道火車中，隨火車將出台中，大片玻璃窗外的海岸風景愈益明晰，我也開始真正感覺到鐵道與海岸線間的頡頏競逐。海開始在車窗現蹤，一意鋪展，更感覺到火車帶來平行移動著的海岸線，確如蛟龍。火車仍盡責行徑，窗中海景同時流逝不已，我也不禁追問鄉關何處？將來何往？坐在火車與我相對的一片藍色汪洋，彷彿疑似此生終不能走盡。

為了工作，不時得南往北返出差的我，總會搭上海線鐵路，經過這段台中海岸線。一開始是因為出差地點使我別無選擇的經過，後來則是在我自我心神烙印上了這段相伴共旅的海洋，使海線鐵道成為我當然的選擇。

平日朝九晚五地壅塞在城市，繭居的街巷更是窄仄，繁忙的生活難得有能看海的機會。因此，每當火車北上經過台中大甲，向苗栗前行時，我總會把手機收好。唯有止息智慧手機裡社群網站、通訊軟體傳來的數位塵囂，我才真正地能看得見這片海。

這是多麼孤單，又一望無際的海啊……起初看著海時，我總以為是海需要我的陪伴；但後來，更像是我把自己的心事，交給了海波光瀲灩的無邊。在晨昏火車旅次中，漸漸地我也開始想去描述這寄予我心事的海。也就在這一刻，才發現我如此真正地向語言，需索表達自我內心的可能。

先在我靜默的心中點燃言語的是詩人，李白〈行路難〉這麼寫海：「乘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千載之前，天寶年間，李白不甘僅為皇帝的文學侍從之臣，在告別長安之前，一書〈行路難〉，大道難行，何不就此掛上雲帆，直取滄海滔滔？大唐李白如此瀟灑，在我摸索想像〈行路難〉意象之際，彷彿連我所搭上的海線平快火車，都勢如破浪之長劍。只是出差旅次頻仍，心中吟哦〈行路難〉既久，我不免也開始自問，有沒有詩人為台中海線鐵道，所真正面對台灣海峽的這片海，所寫下的詩？

後來才知道，原來經歷乙末割台的新竹詩人鄭虛一，也曾搭著海線鐵道火車，寫下〈過大甲溪橋作〉，詩云：

兩岸遙相對，長橋跨此間。

草深埋古道，雲起失前山。

砥柱當流急，溪灘列石頑。

車窗憑遠眺，西海夕陽殷。

詩中大甲溪劃隔出當時台中州內的兩岸，若再思量一八九五年鄭虛一方十五歲束髮之年，隨著父親從台灣新竹，內渡至廈門鶴浦，便知詩中兩岸，對彼時詩人而言，大甲溪所相隔出的大甲跟清水，也隱涉大陸與台灣間的兩岸。因此當我默念著〈過大甲溪橋作〉這些詩句時候，我感覺詩人鄭虛一也帶著他時代征途的行囊，在乘客稀少的這列火車中，經過下大甲溪鐵橋，在那排無人的座位坐了下來，靜靜看海。

汪洋遙來烽火，晚清帝國將暮，世變之中的詩人在大時代洪流中，選擇渡海過台灣海峽而至的廈門鶴浦，想來或許並不令他陌生。我想除了廈門有著與詩人相同的鄉音外，還是因為在童蒙時，他的父親便為他禮聘來自廈門的宿儒周少廉。親炙周少廉門下讀書，使得詩人更能沉浸在當時廈門林立的書院氛圍之中。

書院是中國唐宋之際興起的文化空間，士子在其間讀書問學，對應著書院之外的家國興衰，默默地在書院中沉浸經典，思索經世良道，鍛鍊著知識分子獨有的風骨。而這分文化人格在時代浪潮中持續傳遞薪火，總在不免存在的惘惘動盪之間，成為人重新座標自我的可能。

也正因為如此，使得具代表性的書院，如宋代大儒朱熹主持過的江西白鹿洞書院以及湖南嶽麓書院，往往成為自別於帝國政統，一座座培育知識分子良心之地。書院雖無朝廷廟堂之雄偉，但培養知識分子寄寓在心房方寸之間的風骨，這些洋溢書香、問學之聲的庭院，就已足夠。

不知是否因為被心中所言語的詩人之詩，以及歷史所著迷？火車瞬眼間已在窗前轉換了海景，我看著也想著在這時光繁華過眼間，有形的帝國典章建築恢弘卻易毀，最後能讓人深深銘記下，也還是人所體現出那分無形的良心風骨。

然而在十九世紀末，詩人鄭虛一渡海而至廈門，面對林立書院的風景，卻又不能如此僅以知識分子所傳遞的良知風骨去理解。事實上，廈門之有書院，雖可追溯至元代，但首先真正著名的還是明代的鰲江書院。鰲江書院別名「戚公院」，正是明代抗海上倭寇的名將戚繼光，在十六世紀嘉靖年間駐軍廈門鶴浦時所創辦。

可以說詩人鄭虛一所抵達的廈門，至明代以來不單純只是文化古城，更是一個工商軍事重鎮。儘管明代實施帶鎖國意味的海禁，但整個世界已悄悄從陸權時代，轉移至海權時代。在陸權中心的世界觀下，海只是大陸的邊緣，但在海權時代，海可是一變為前往世界的出口。

因此，帶給傳統中國在政治版圖上緊張感的，自明代開始已悄悄從北方陸地邊疆，轉向為東南之海疆。廈門固然成為海防重鎮，但從名將戚繼光之建鰲江書院後，仍不斷在歷史中興建出現的書院，也讓我們明明白白知道軍事上的干戈烽火雖然戕人性命，但能使一個人雖死猶存的，還是書院所能培育給人的文化人格。可以想見詩人鄭虛一在廈門，如何從曾經的授業恩師周少廉，感受到海防要塞廈門在應對大海而來的戰爭時，仍在其間做為支撐精神的文化底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