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北宋熙寧元年（一○六八），老臣富弼奉詔令入朝覲見宋神宗。因為富弼患有腳病，神宗特允他坐轎子到殿門，並讓富弼的兒子富紹隆從宮門進入，且讓他們不要跪拜，坐下談話。

在談到邊疆事務時，富弼說了這樣一番話：「陛下即位不久，應當廣布恩德施行恩惠，希望二十年不提用兵之事，也不能因為邊功而重賞官員，因為一旦打仗，禍福很難預料，事關重大。」宋神宗沉默不語。一會兒又問富弼：「什麼是國家治理首先要考慮的事？」富弼回答：「阜安宇內為先（讓天下富足安寧最優先）。」

這是清人畢沅《續資治通鑒‧宋史》裡的記載。當時富弼已經六十四歲了，從地方到中央，再從中央到地方，為官數十年轉了不止一個圈，可謂識途老馬。而這時宋神宗剛剛登基，才二十歲，兩人在知識、經驗的差距，不是一點半點。也正因為這樣，宋神宗才將富弼請進宮來，虛心向他請教治國方略。

富弼的官場生涯中，最值得一提的，或許是他與契丹（遼）打交道的那一段。慶曆二年（一○四二），遼國在邊境駐紮軍隊，並派出大臣前來索要關南土地，北宋的官員都認為遼國形勢無法預測，因此不敢前去接待。

最終，宰相呂夷簡推荐富弼接待遼國使者，後又出使遼國與遼興宗面對面談判。因為他出色的外交才能，讓宋朝在軍事力量明顯居於下風的情況下，爭取到了相對較為理想的結果──拿帛銀換取和平，亦即在「澶淵之盟」許諾的帛銀基礎上，增加一定數量的「歲幣」。

當然，富弼不只有出使遼國的外交經驗，也有邊地主政的經歷。慶曆三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主管西部邊境（針對西夏），富弼主管北部邊境（針對遼國）。在此期間，富弼曾經上奏當世事務十餘條和安定邊防的策略十三條，並積極訓練馬步軍，努力提高軍隊的戰鬥力。

這些經歷，讓富弼對處理邊地之事胸有成竹。也因此，當宋神宗向他請教邊疆事務與治國要務時，他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不宜重賞邊功，阜安宇內為先。

為什麼富弼認為「不宜重賞邊功」？因為，這可能讓一些將領受到激勵而罔顧現實──宋在對遼和西夏的戰爭中勝少負多，選擇貿然出擊，進而讓國家蒙受損失。

為什麼富弼認為治國「阜安宇內為先」？或許是因為他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響，對於「百姓安，天下方才能安」有著非常深刻的認識。做皇帝的，往往最先想到疆土能不能更為擴大、國力能不能更為強盛，自己的權威能不能更為強大，而忽視了老百姓的生活。

假如不能把老百姓的富足安寧放在第一位，而把疆域、國力與皇帝的權威放在前頭，可能帶來什麼樣的後果？秦朝的下場我們再熟悉不過了。所以，富弼目光可說相當犀利，很有遠見，且與歷史認可的「君為舟，民為水」觀點高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