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姬天予

父母從青島來台生下我，所以，我家的孩子們沒有其他的親戚，倒是那些叔叔伯伯們，成了我童年的背景人物。

那些叔叔伯伯們，都是我父親的榮民朋友。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前後，他們剛從抗日的壕溝裡爬出，緊接著是國共內戰，國軍潰敗如山倒，他們又跟著部隊撤退來到島上。他們南腔北調，各有來路，或是被抓伕，或是困於農村的貧瘠，有種種的不得已，可以說是十人九悲的小人物。

對於那些叔叔伯伯最早的記憶，是在嘉義的軍醫院，那年我約莫四五歲。一日，父親牽著我走在院區旁的河邊，那裡有一座橋，十來個穿著醫院病服的叔叔伯伯們，各自坐在橋的兩頭，他們在夕陽裡正開心地聊著笑著。日後回想起來，他們離鄉背井，家中有父母，甚至有了媳婦兒女，骨肉天各一方，現在，他們身上還帶著病，但大時代的苦難中，總也有一些讓日子笑著過下去的理由吧！

部隊從從嘉義遷往台中，在搬遷的前一個晚上，我們在租處收好東西，幾個包袱和兩個裝米麵的缸，就是全部的家當。天不亮，一些叔叔伯伯們就趕來了，七手八腳的拉拔我們上了軍車，車開到嘉義火車站，停在軌道上的火車，繩索固定著一輛輛的軍車，車廂裡擠滿了移防的軍人和傷患。日後想起這一幕，我彷彿聞到一股戰爭中的煙硝味，那是令人驚悚而顫慄的。

來到台中，父親從軍中退了下來，把家安在大甲溪的左岸，一間日治時當倉庫的鐵皮屋。大甲溪的溪床成了退伍叔叔伯伯們自謀生活的工地。他們有的在河床邊搭起了簡陋違章建築，有些就直接在橋底下隔成小房居住，他們壘石成灶、疊板為床，大時代的颶風過去了，家回不去了，日子還是要往下過的。

天一亮，那些叔叔伯伯就下溪去了，他們架起篩子，把溪床的砂石，一畚箕一畚箕的往篩子上篩，淘汰過大的鵝卵石，篩成合乎大小的石頭當建材，他們也搬石造路，讓小卡車可以蜿蜒的駛進河床載走砂石。整個河床上，芒草叢中，有一處處的小勞動場，他們晒得黝黑的皮膚、如雨滴落的汗，那是一段退伍叔叔伯伯們謀生的辛酸史。

黃伯伯住在我家隔壁，廣西人吧，每天一定要喝一瓶米酒，酒後紅著一張臉，總也一逕的笑著。我的家道艱難，在油鹽不濟的時候，我總摸到他的小廚房去，他笑著揮揮手：「拿吧！拿吧！」他從沒說過一句不好聽的話，臉上也從沒有過一絲不悅的臉色。日後想來，小小的油鹽，成了我心中感恩的須彌山。

李叔叔是豪爽的山東漢子，耳邊有一枚小肉瘤。他的聲口很大，個性爽快。他當時還在軍中開車，每到放假，他會給我家提來一些排骨海帶什麼的，加上黃豆，燉上一大鍋的排骨湯。在那物資艱困的年代，那熱氣蒸騰的一鍋排骨，滋養著我們的成長，是我們家孩子們豐盛的恩典。

趙叔叔是父親的同鄉，高中後本可攻讀大學，但隱隱傳來的救亡圖存戰鼓，他響應「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身為獨子的他，義無反顧地參與這場戰爭。來到台灣考上高考，前程正好，孰不知肺結核的細菌已在體內扎根，從此他以院為家，直到他去世。

趙叔叔很關心我們孩子的教育，我考上初中時，他從嘉義醫院寄來一個包裹，裡面有鋼筆、有字典，這份包裹是多美的祝願！我永遠記得撫著那本字典、執著那管鋼筆時的驚喜！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本字典，而那管鋼筆閃著的亮光，彷彿引領著我告別童年，走入大人的世界。

這些叔叔伯伯們沒有家，沒有兒女，他們都會念在父親的袍澤之情，顧念著我們這個家。

高工畢業後，我考上國防部女青年工作大隊，開始軍旅生活。接著讀書、任職、婚嫁生子，回去的次數減少了。但每一次回去，看見的都是叔叔伯伯們逐漸的凋零，他們已經走入老病死的餘暉中。最後，連那排違章建築都拆除了，溪畔芒草搖白，東山岫雲去來，天地寥寂間，一切還諸了天地。

滾滾紅塵轉瞬間，那一代人都過去了，他們或在寺廟、或在荒塚。我晚年向佛，想起那些有恩於我們的叔叔伯伯們，我長跪佛前，他們沒有兒女，我願是他們陽世的報恩人，我願以佛事功德回向給他們，一如回向給我父母一樣，以報念在那段童年歲月中，那些叔叔伯伯所給予我們們的深厚恩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