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續資治通鑒‧宋史》中記載，雍熙元年（西元九八四年）八月，有布衣之士（平民）用黑綢袋獻上書信，文辭相當狂妄。宋太宗趙匡義對宰相說：「近來上奏的人大多不知道朝廷的規矩，內容十分冒失。然而我的本意是讓下情能夠上達，希望言路不要堵塞，所以，雖然他們十分狂妄，我還是予以理解和包容。」宰相宋琪回答：「陛下您廣開言路，如果一百個人中能夠有一個說得對，那也是對國家十分有利的事情。」

向皇帝上書，為什麼要用黑色綢袋裝起來呢？那是因為上奏的內容可能較為敏感，涉及機密，不能為其他人所知。

這位布衣之士上奏之事是不是涉及某方面的祕密，我們並不知道；只知道他似乎不明白自己的斤兩，措詞太過隨便。對宋太宗來說，讀到這樣的奏章難免心中不快，但他最終卻控制了自己不滿的情緒。為什麼？因為他不想讓言路堵塞；或者說，他深深知道，如果一味追究上奏之人的態度與言詞，那麼有可能產生寒蟬效應，從此再無人敢進諫。

暢通言路，虛心傾聽來自各階層的聲音，這對居於高位者來說十分重要。因為治國理政，需要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況，仔細斟酌、反覆推敲，然後在此基礎上制定與施行國策。否則，豈不如同聾子和瞎子亂彈琴、亂指揮？失誤如何能不接踵而至？顯而易見的是，宋太宗深刻了解這個道理，所以，儘管上奏者不懂朝廷的規矩，內容十分冒失，措詞令人不快，他還是寬容看待。

對於平民百姓來說，他們與皇帝一個在地下、一個在天上，地位十分懸殊。前者哪怕是出於耿耿忠心向皇帝奏報建言什麼──這裡主要指反映下情，儘管不排除因為十分「稱旨」（符合上意），正合了皇帝的所思所想，有可能讓聖心大悅進而獲得封賞；但是客觀地說，被怪罪的可能性無疑更大。所以，對於居於上位的人來說，更多寬容、更多理解，是讓居於下位者敢於直言的前提。

從這件事中，我們能夠看出宋太宗的心胸相當寬廣，他更為重視的不是個人的情緒和感受，而是國家的利益。至於宰相宋琪那番話，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宋太宗的做法，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廣開言路的積極意義，堅定宋太宗繼續廣納建言的信心，毫無疑問是一位相當稱職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