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台北訊】台灣推動高關懷制度多年，擁有號稱領先亞洲的三級輔導制度，但包括去年底新北校園割頸案的涉案人，到上月基隆校園霸凌案，多數涉案者都是被列冊的高關懷生，但還是沒能阻止偏差行為。教學現場老師指出，要能真正接住高關懷生，輔導制度有不少漏洞待補。

除了涉及少年事件處理法案的孩子會被列為高關懷生，舉凡憂鬱、有中輟之虞，或身處高風險家庭、目睹或受到家庭暴力、遭受性侵害或性騷擾，都可能被列入高關懷對象。教育部統計，一一一學年有被介入性或處遇性輔導的高關懷學生，高達二百一十八萬人次，比起一○九學年的一百九十六萬人次，增逾一成。

十年前立法院通過《學生輔導法》，透過學生輔導三級機制的建置與人力增置，盼解決教學現場各類問題。所謂三級，一級是班級導師，二級是學校專輔老師，三級輔諮中心派案，找心理師與社工介入；能不能撈出高關懷學生，第一線導師是關鍵。教書多年的陳老師說，她都從一些小地方去察覺孩子有沒有異常，「救一個就少一個遺憾」。

三級輔諮中心是任務編制，各縣市關注度不一，加上社工師和心理師人力流動率高，經驗難累積傳承，和學生也難建立長遠關係。基隆市輔諮中心主任蔡欣怡說，有些案例恐怕連二級學校、三級輔諮中心都無法解決，要靠所有社政資源系統合作，才能接住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