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綜合外電報導】新冠疫情後的大馬街頭，經濟逐漸恢復生機，薪水漲幅仍不敵物價飛漲，不少大馬人受疫情衝擊，轉戰網路平台成為自僱人士，雖大量承接短期工作力拚零工經濟，卻成為人力資源就業市場的雙面刃。

清晨6時的吉隆坡街頭，Grab駕駛法拉（Falah）從城中城會展中心（KLCC）載著客人駛往吉隆坡國際機場，他是大馬普遍自僱人士之一，每天都從平台全力接單，是「零工經濟」實踐者。

法拉雖有穩定工作，薪水高於最低薪資，仍無法應付吉隆坡的物價漲幅，因此他在後疫情時代讓自己成為自僱人士，嘗試門檻不高的Grab駕駛，讓時間換取空間，透過接單平台接客兼賺錢。

零工經濟現象儼然是大馬的流行代名詞

人力資源部長西華古瑪（Sivakumar A/L Varatharajunaidu）指出，零工產業人數於疫情後不減反增，逾百萬人從事相關行業，這個產業區塊在疫情前的人數並不多，隨著疫情時代來臨，自僱人士愈來愈多，成為一個趨勢。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經濟學教授黃錦榮今天（16日）表示，「零工經濟」並不是「打零工」，而是自僱人士透過大量承接短期工作的經濟模式，也是一種新的平台經濟，網路時代興起成為最佳的催化劑，Grab駕車或送餐只是其中的一種模式。

他指出，大馬統計局並沒有確切統計零工經濟的人數，比較接近的數據是所謂的「自僱群體」，這個群體在疫情之前就已存在，如今也含括從事零工經濟的人。圖／中央社

根據黃錦榮分析，自僱群體在大馬比例不少，如以今年4月數據為例，約占總人口的18%，人數約290萬人，相較於2021年末當時的比例約14%左右，比例從原本14%漲到18%，增幅不小，在將近一年半的時間裡，從220萬人增加到近300萬人，多了80萬人。

零工經濟自負成敗

拜網絡平台科技的出現讓轉換身分為獨立的工作者變得更有可能；年輕的大馬網頁程式設計工程師劉可怡（Coey Low）對這種趨勢的出現表達勇於嘗試的態度。

她說：「身邊的確有不少朋友對成為自僱人士的獨立工作者躍躍欲試，如果受僱月薪有馬幣5000元，但獨力接一個網頁設計案也可以有和月薪同樣的收入，只要案源穩定，透過身分轉換就能讓收入倍增，將是『零工經濟』最大受益者，工作時間有彈性，不必拘泥於傳統8小時工作時間，甚至需要加班。」

馬來西亞太平洋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楊顏殷受訪表示，這是大馬年輕世代很普遍的觀點，年輕世代出生就與網路同時成長，與父執輩就業時所處的環境不同，當年沒有網際網路，父執輩在職場上多半從一而終到退休，會為同一家企業奉獻畢生心力。

如今的年輕世代對職場觀念已然改變，由「零工經濟」概念所創造出來的就業模式，將影響年輕世代價值觀。

圖／中央社

零工經濟新藍海的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大馬長期低迷不振的薪資結構，是大馬人甘願投入「零工經濟」嘗試的原因之一。楊顏殷表示，馬來西亞的薪資從1980年代以後的漲幅有限，導致多數馬來西亞人需要賺外快，平台經濟的崛起讓大馬人能透過外送平台增加收入，大馬街頭隨處可見的Grab駕駛就是最好的例子。

即便大馬的「零工經濟」是上班族討論話題，但在出版業工作的上班族David對能否成為「新藍海」仍持保留態度。

他認為，「零工經濟」的確有高討論熱度，也是可能的趨勢，但仍牽就國家經濟發展模式，部分工作能透過 「零工經濟」代替，諸如設計、美編、攝影或影像剪輯的文創設計。

另有大馬上班族反向思考指出，目前大馬產業能夠轉換成「零工經濟」模式似仍有侷限之處，自僱人士只能在原本擅長領域中「運行」商業模式，無法了解能被稱為「大象」的組織中看到更多橫向與縱向組織管理經驗。

從事經濟學研究的黃錦榮說，「零工經濟」與傳統依附在「大象」組織的上班族相較，的確多了彈性與自由，但傳統組織企業能夠提供相對穩定的勞資契約保障，這是在討論「零工經濟」趨勢時，要再審思的重要課題，諸如退休金、社會保險金、失業保險金與相關的醫療保險等。

另外，私人企業看似蒙其利，實則恐受其害，是除了對勞工保護之外的另一個值得重新審視「零工經濟」趨勢關鍵。黃錦榮說，如今在「零工經濟」概念下，有可能分工外包的不是公司，而是從事「零工經濟」的個體，如果趨勢成真，就會有大量人力流失，無法及時填補職場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