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柴松林（《人間福報》總主筆）

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在論及聖雄甘地的時候，曾這樣形容這位不世出的偉人：「他的行動，極其溫柔和睦，即使驟遇艱難的大變，也從未疾言厲色。他具有純良正直的本性，且態度謙沖慈祥，對任何人，都不會顯出驕矜的顏色。因此有人以為他是膽怯、退避的人；但實際上他是最力求精進向上，為宏大理想而奮鬥的大勇者。」這一段對甘地的讚歎，移換到星雲大師身上，也是十分貼切。

星雲大師生逢社會巨變的大時代，度過貧困艱苦、戰亂流離，親嘗佛門棒喝、政治迫害，雖然歷盡滄桑，飽經憂患，受盡痛苦挫折、誤解毀謗，卻以其先天的稟賦與後天的修為，養成具有「過人領悟力、敏銳洞察力、強烈說服力、堅毅執行力、巨大擴散力，無私生命力」的宗教領袖。其實星雲大師的成就並不僅在宗教界是人間佛教的開拓者，高希均先生描述他：「一位果斷的、身體力行的宗教改革家：一位慈悲的、普及佛理的創意大師：一位博愛、提供知識的教育家。」並認為半世紀來，星雲大師在海內外推動的人間佛教，是另一個台灣奇蹟，另一次寧靜革命，另一場和平崛起。

人間佛教 寧靜革命

高希均先生將星雲大師推動的人間佛教，視為一場寧靜革命；使人想起基督教周聯華牧師，在介紹基督教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教授時所用的話語：「保羅．田立克是一位為傳統神學家所攻擊，而又為一般大眾所歡迎的宗教哲學家。傳統神學家攻擊他，因為他脫離了傳統；一般大眾歡迎他，因為他沒有傳統神學家那些生硬的術語和固執的成見。」星雲大師推動人間佛教的際遇，正如同田立克教授，堅持對真理的信念，雖遭極權的壓迫，永不屈服；且受到大眾的景仰，與日俱增 。

田立克教授認為神學家的責任是把永恆不變的真理，傳遞給隨著社會環境變遷而時刻變化的人們。星雲大師正是一位這樣的宗教家，他知道佛法的真理是永恆，人卻是不斷改變的，所以他是一位與時俱進、能隨時關注時事的宗教家。

宗教家的責任是雙重的，一方面要守住真理，予以弘揚；一方面要接引群眾，給予救贖。也因此，大師對佛法真義的體驗與理解，雖然深刻而精微，但在弘揚佛法時所宣講的內容，又易為現代人了解和接受；更以其智慧與對世事洞明和對人的體諒，能以愛心、耐心、同理心，找到與人的接觸點，讓他和群眾能產生共識，發出共鳴；這個接觸點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能以「人，與我一樣的人」這個開頭的想法作為起點。

重視常民 連結生活

星雲大師非常重視常民的生活，尊重文化。他宣講佛法，從事宗教活動，創辦種種事業，都盡量與當代人類的生活產生密切的連結。因此不論是他與人接觸時的交談指引，與弟子信眾間言行示範，還是管理道場機構和創辦慈善、文化、教育事業，都不是空中樓閣式的、概念式的、艱深晦澀的術語宣說，而是真切實際與本地文化、與當下生活密切關聯的譬喻述說與經驗指引。

當他在台灣的時候，他是通過台灣文化向世界發聲；當他在美國、在澳洲、在南非、在歐洲或東南亞的時候，他是藉著美國、澳洲、南非、歐洲與東南亞文化向世界說話；他是大格局、大氣魄，真正以地球人身分，深諳文化三昧的行家。

從星雲大師的生活中可以領悟到，他是把時間分為日曆時間或量的時間，適切時間或是質的時間。前者一日一日如年歲增長，歲月消逝，後者讓人生每一分秒中都在時機成熟的過程中活著，存善念，說好話，做對的事，產生有意義的貢獻，正是「此其時也」。

一生行誼 行佛實踐

文學家、哲學家克利斯多夫．菲利普斯（Christopher Phillips）於其所著《蘇格拉底大哉問》（Six Questions of Socrates）一書中回答「你認為你對誰負責？」一問時，說道：「我認為我對我自己負責，我是讓我的良知作我的嚮導，而我的良知命令我應該對每一個來到我面前的人都覺得負有責任。」星雲大師雖然自覺承擔了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導師責任，卻總是製造輕鬆快樂的氣氛，鼓勵人樂觀奮鬥，他常說：「世上沒什麼解決不了的事，為何要愁眉苦臉。」

正如蘇格拉底對道德生活的追求，星雲大師一方面基於責任感，一方面基於佛法的信心，不單相信其弟子，也相信任何人，長久以後，必能成就他自己無法在短時期內做到的事。他不單是講經說法，更能以身作則，躬親示範；他更鼓勵人規畫自己成聖成賢的法門；他期望大眾不把他視為一位上師嚮導，而是成就獨立自主的、以自己的良知為嚮導，樹立了一種前所有未見的處世為人新典範。

在這一點上，星雲大師是愛爾蘭歌手也是哲學家波諾（Bono）說的：「說到底，你自己必須變成你想要在這個世界上看到的那種變化本身。」他是當代最符合知行合一的聖雄甘地期待的：「我們自己必須是自己所想望的那種世界的變革者。」星雲大師和蘇格拉底一樣都沒有用這麼多文字來表達這個觀點，但是他們是用自己一生的行誼將其表達出來。

法傳五洲 貢獻深廣

星雲大師不僅是一位不世出的宗教家，更是如范仲淹那樣的古典大知識分子，其精神可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兩句話來概括。在國命民脈面臨危急存亡的時刻，必會以民胞物與的俠義精神挺身而出，如范仲淹在〈靈烏賦〉對靈烏的歌頌：「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不是像那些雖在宗教界享有盛名，卻在國家民族面臨危機時刻逃避責任，或以方外人自居，甘做鄉愿；而是挺身而出，以道德勇氣、慈悲、智慧，提出箴言，引領方向，指點迷津。

星雲大師曾寫下如下的詩句：「心懷度眾慈悲願，身似法海不繫舟；問我平生何所求，平安幸福照五洲。」所以從根本上，他是將自己定義為一位宗教家，一位「血液與大眾分不開，脈搏與群眾共跳躍」，以「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為宗旨的人間佛教倡導者、設計者、推廣者、護持者。

佛教自佛陀迄今兩千五百餘年，論其規模之宏大、信徒之眾多、事業之多元、僧伽素質之高、服務範圍之廣、服務對象之眾、影響之深與貢獻之大，當以今日為最。推佛教之能有今日盛況，固集合眾人之力；但若論其間貢獻最大的領袖，非星雲大師莫屬。

無我慈悲 人格崇高

星雲大師對弘揚佛教的貢獻與服務社會達致的成就，在林清玄著《浩瀚星雲》、符芝瑛著《傳燈》、滿義法師著《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以及無數論文、專文、報導中皆有詳實、精緻而令人感動的敘述。但若論其在整個佛教發展史最具革命性貢獻的是：

一、佛法西傳。兩千餘年間佛教雖發源印度，涉崇山峻嶺沙漠荒野東傳而發揚光大，卻未能向鄰近便捷的中亞、歐洲西進；今日真正使「佛法長流五大洲」的當推星雲大師為第一人。

二、眾教協力。自古以來雖同為正信的宗教，非但不想往來，甚且彼此抵制、互相攻擊；星雲大師與世界上各主要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日本神道教、本國的道教、一貫道時，皆能包容尊重、建立友誼，協力為世界和平與人類福祉而奮鬥。

三、建立傳承制度。向來佛教僧伽道場皆師徒相繼，未能建立傳位的規制。星雲大師於1985年，其所開創之基業至相當之規模，佛光山的貢獻為世所肯定，乃依其自創之民主機制退位，成為佛教永久的義工，佛光山僧團中的一員。其光明磊落與無私忘我，為佛教傳承建立可大可久的宏規，最能突顯其人格之崇高偉大。

1969年林衡哲先生譯《二十世紀代表性人物》一書時，在序言中感嘆的道出在三十六位堪為表率的代表人物中，竟然沒有一位華人，甚至連整個東亞地區也沒一人上榜。而今有星雲大師出，當可彌補此一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