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說一百句文雅的話，尚不足以證明他是斯文人；但說一句粗鄙的話，就會暴露他是粗鄙人。

語言是一種最能顯示或暴露人水準、氣質及教養的繩尺。不但「多言數窮」，就是一句話，半句話都能讓人判斷言者的高低善惡。韓非子可能是第一個注意到說話的「危險」性的中國人。但他書中兩篇有關語言的文字「難言」及「說難」，談的都是話說之後見信與否及得失利害的問題，而未能從語言學的觀點，去討論語言水準與人品間的關係。

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是集中討論用什麼方法（如「三段論法」）來說服人的學問，尚不是近代意義的語言學。觀照說話人的氣質的「語言學」，要到近代才成立。

但在公元七世紀前後，已有一些中國人，懂得運用語言、選擇辭彙，來宣示自己的思想、氣質、機智或境界。第一種人是魏晉的清談之士。他們以巧妙的語言，表達脫俗的思維，也以不凡的措辭，表達高邁的境界。

在一本紀錄當時代清談的書《世說新語》中，後世得以見識舊時「王謝堂前燕」的呢喃，濡染他們的德行、文學、方正、雅量、識鑒、品藻、捷悟、豪爽、容止的片鱗；遙望千古，實令人無限的嚮往。

第二種是另成一格的禪學問答。禪宗，受佛教之啟發而由達摩傳到中國。「禪」是梵語「禪那」的簡稱，大意為「靜思」。當初佛陀「拈花微笑」而不語，有非語言所能說明的意思。是以，禪起初主張「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排除語言的限制。

但經達摩到六祖，接受《楞伽》、《般若》、《壇經》為其依據，漸漸在「隨心自在」中有其特殊風格的文字及問答。其間許多問答，如「菩提無樹，明鏡非台」之類，不到那個境界說不出那種話，這些話，既以漢文漢語表達，即成為漢文化的新語彙及新思想，大大擴大了漢文化的深度和廣度。

但我們很久沒聽到這類言語了。放眼望去，在官署裡，在電視上，在街頭上，在競選台上，在議會裡，惡質語言充斥社會，人說惡質語言是因內心惡質；人說粗鄙語言可見惡質粗鄙；人說髒話，乃因教育失敗。

什麼教改全是廢話，今日應提倡的是漢語文的學習，以改善說話的氣質。所謂文化不過如此，這是當務之急，也是百世之事。

（作者為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