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之大者 笑傲江湖 開創新武俠歷史的金庸

金多誠 |2008.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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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武俠小說,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巔峰,
這是金庸創作力無窮無盡的證明。
金庸喜用武俠小說中的人物來隱喻現實生活中的人物,
呈現出他與傳統文化、西方文學、五四新文學的聯繫,
並從雅俗對峙的角度衡定了他的歷史地位。


2007年5月21日,金庸來到政治大學,接受文學名譽博士的頒授,這是金庸第4個榮譽博士學位。第二天他為學弟妹做了一場題為「中國歷史的發展」演講,幽默地提起他在1944年曾經在「重慶中央政治學校」(政治大學前身)念了兩年外交系,在校期間他幾乎每天中午睡在一張木條長板凳上,可睡一個小時不掉下來;睡醒了就讀書,每天可以讀完一本《資治通鑑》和數十頁英文書。

這一段金庸親口說的故事,正可以說明金庸的勤學與專注。他天資聰穎又好學不倦。2005年他以81高齡通過碩士班考試,成為劍橋大學碩士研究生,這可能是劍橋大學最最「德高望重」的學生。在他獲頒劍橋大學文學名譽博士之後,決定自己申請劍橋大學重做學生,果然,順利進入聖約翰學院,攻讀一年期的Mphil碩士學位,接受唐史學者麥大維的指導。「我是不求學位,只求學問。」金庸不只一次這樣表示。

金庸在劍和遠出版負責人王榮文快樂的吃著冰淇淋




博覽經典 中學閱讀巴金

金庸的父親、伯父、兄長,都是大學畢業生家中以藏書豐富聞名鄉里,不只有古書還有新文學,自小與書為伍,培養出喜愛讀書的性格。

金庸兄長各自有愛讀的書,彼此常借著看,小小年紀的金庸,已經讀了不少書。其中最愛讀的是《水滸傳》、《三國演義》與法國作家大仲馬的《俠隱記》(又譯為《三個火槍手》或《三劍客》)。十五、六歲時,金庸嗜讀雨果的《悲慘世界》(又譯《孤星淚》),從一部又一部經典的閱讀中,對金庸寫作故事的能力與人物塑造影響很大。

進了高中,金庸的思想逐漸成熟,他開始閱讀巴金與屠格涅夫的小說,屠格涅夫作品中年輕人不願受壓迫而奮起反叛的性格,卻又有苦無出路的苦悶;巴金作品中年輕人精神上的苦悶與想要衝破一切箝制的激情,與金庸產生極強的共鳴。

 同時金庸勤奮向學,《資治通鑑》與《世界史綱》(The out line of History)是他持續熟讀的著作,歷史的素養、思考格局與深度,逐漸建立,對往後的武俠作品寫作與辦《明報》成為政論家,奠下了強固的基礎。

從佛經得大領悟

金庸學習的精神表現在學佛之路上,1976年10月金庸遭逢喪子之痛,心中的沉痛難以言喻,幾次都想跟著愛子而去。心中也生出許多對生命與存在的強烈困惑:「為什麼忽然厭棄了生命?我真想到陰間和孩子會面,要他向我解釋這個疑問!」此後一年多,金庸閱讀了無數探究「生與死」的書籍,還是不得其解。後來就向佛家經典裡去鑽研,讀到《雜阿含經》、《中阿含經》與《長阿含經》,苦苦研讀又潛心思索,終於領悟到:「真理就在這裡了!」從此更尋求《原始佛經》,潛讀英譯本,從極度痛苦的深淵到解答生死大疑問,進而生出歡喜心,大約是一年半,歷經了長時間的思索、查考、質疑、再研讀、再思索的過程,終至成為潛心的佛教徒。

金庸感嘆地說:「從小我就聽祖母誦唸《般若波羅密多心經》、《金剛經》、《妙法蓮華經》,但要到整整六十年後,才痛苦的探索和追尋,進入佛法的境界。」

金庸信仰佛教,並不是因為受到高僧的教導開悟,而是完全靠自己自發性潛讀,又拿出研究學問的精神,廣納資訊同時通過反覆思考辨證,得到大領悟。

《書劍恩仇錄》平地一聲雷

1952年,金庸轉任《新晚報》副刊編輯,開始寫影評,在這裡金庸結交了兩位意義深遠的朋友:梁羽生與羅孚。羅孚是《新晚報》總編輯,是武俠小說的催生者,他先是鼓吹梁羽生連載武俠小說,造成轟動,開啟「新派武俠小說」的時代,後又鼓勵金庸動筆,1955年,以乾隆皇帝身世之謎與反清復明英雄陳家洛為故事主幹的《書劍恩仇錄》誕生了,也就是從這部作品開始,金庸將本名查良鏞中的「鏞」字,一拆為二,以「金庸」為筆名名聞天下。接下來的17年,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從未間斷,直到1972年《鹿鼎記》封筆為止,金庸總共創作了15部作品。

在1970年到1980年,基於連載作品可能出現的邏輯疏陋的缺點,用了10年的時間進行第一次修訂,大功告成之後,15部36冊的《金庸武俠小說作品集》算是完整了,他也將除了短篇小說《越女劍》之外的14部作品,寫成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至今許多金庸迷都能朗朗上口。到了1999年,隨著時代的變遷,金庸開始進行第三度修訂,花了7年時間,埋首修訂全部作品,稱為「世紀新修版」。

雖然金庸曾經在一場題為「一個『說故事人』的自白」中說:「我只是一個說故事的人」……,我以為武俠小說和京劇、評彈、舞蹈、音樂等等相同,主要作用是求賞心悅目或是悅耳動聽。」事實上,金庸的武俠作品已被「金學」研究者,確立了開創新武俠的歷史地位。金庸充分運用了深厚的歷史素養,融合傳奇人物與充滿想像的情節,遠遠超越了傳統武俠作品著重武打場面、是非兩分的典型,讀者在欲罷不能的閱讀樂趣中,又被廣闊的時空與角色性格的多樣性深深懾服了。

金庸(右)與國劇演員李寶春(左)相見歡,中為新舞臺負責人辜懷群







金學研究 確立作品歷史地位

金庸小說的出現,在華人作品普遍冷寂的香港,創造了閱讀奇蹟,透過猖獗的盜版、竄改書名發行的盜竊方式,陸續在台灣與大陸暗暗洶湧著。台灣是在1979年中國時報與聯合報陸續連載,遠景出版《俠客行》之後,正式解禁公開發行、堂堂正正問世。1980年大陸廣州《武林》雜誌開始連載《射鵰英雄傳》,金庸作品陸續進入大陸。1986年,《金庸作品集》授權由遠流出版公司出版,開始有計畫的向全球推廣金庸作品,發行包括平裝、典藏版、文庫、大字版等因應讀者需求的各式版本,也出版了金庸漫畫、金學研究叢書,更在1997年成立「金庸茶館」網站,成立的宗旨是:提供、連結、傳播及整合一切與金庸相關的資訊,形成無邊界無止境的金庸世界。

隨著金庸作品如火如荼傳播全球的同時,「金學研究」也陸續發展著。首先是遠景出版公司開立了「金學研究」的系列,第一本收錄的就是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說》,受到讀者廣大歡迎,陸陸續續有多位海內外學者開始研究金庸作品,在文學與通俗文學之間反覆辨證,逐漸確立金庸作品的歷史地位。

1998年美國科羅拉多大學舉辦「金庸小說與20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又各國40多位學者提出論文;11月,遠流出版公司在台北主辦「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有來自台、港、大陸、美、英、澳洲等兩百多位學者參加,發表近30篇論文;2001年,日本也舉行了「金庸小說研討會」,毫無疑問地,金庸武俠作品確立了學術地位,真正坐實了「武俠盟主」的寶座。2002年,金庸榮獲諾貝爾獎提名,更進一步確立了他作為文學家的地位。

經營媒體 只問真理正義

對廣大的讀者來說,金庸是華人世界中最偉大的武俠小說家,讀者尊他為「俠聖」、封他為「武林」盟主,不過,「查良鏞」卻也是一位成功的媒體經營者。

 金庸經營出版的長才早在15歲時就顯現出來,那時他看準升初中同學們的需求,與人合著,出版了生平第一本書《給投考初中者》,就大獲成功。事隔27年,金庸再度展現經營才華,逐漸建立明報集團。

 1957年,因為政治思想立場的不同,金庸離開了工作十年的《大公報》,兩年後的1959年,《明報》正式創刊。發刊宣言是「我們要盡力幫助這社會公正與善良」,經歷了入不敷出、營運艱困的三年,明報大體上是靠著連載的《倚天屠龍記》維持發行量,但金庸堅持每天寫一篇的社評,因為對中國時勢的評論分析,逐漸在讀者心目中建立公正客觀形象,更贏得了讀者的信賴。

1962年,香港發生了「中國移民潮」,每天湧入成千上萬的大陸移民,中國大陸政府放鬆了移民限制,而香港政府為了香港居民的生存,採取圍堵、抓人、遣送回國的方式。當各媒體為大陸移民聲援時,《明報》卻宣布要用自己的報紙堅守「公平與正義」,只問真理不論立場。一方面發表〈巨大的定時炸彈〉為香港政府辯護;一方面動員大批記者,深入報導大陸移民的生活苦況;三方面親自領導報社同仁天天為大陸同胞送去一車食物,還發表〈火速!救命!〉呼籲香港政府伸出援手救助大陸難民。此舉也招來與《大公報》的激烈筆戰,《明報》知名度大增,發行量衝上四萬份以上,成為香港地區的「大報」,也逐漸成為全球華人知識份子必讀的媒體。

接著《明報》秉持著只問真理與正義的理念,曾經嚴厲批評過大陸研製原子彈的計畫,也曾經讚揚過中國與印度交戰,在大獲全勝後,卻停火退兵的善行。讀者漸漸地認識了金庸的學識、性格與勇氣,樹立了「就事論事」的中立風格。得到眾多知識份子與一般讀者的信賴,查良鏞時論的如椽之筆,搭配著金庸小說的生花妙筆,《明報》報業集團也逐漸成型了。

接著,進入積極辦報的高峰期,最高紀錄在亞洲同時擁有七家雜誌與三家出版公司,稱得上是報業集團了。

武俠封筆 邁向歷史學者

即使是在最忙碌的時候,金庸也不忘寫「社評」,因為熟讀歷史特別是《資治通鑑》,讓金庸思考時勢與未來發展時,總能洞察現狀,進而判斷未來發展。金庸每寫一篇社評,總要查證眾多資料,反覆思考、字斟句酌,務求言之有物,提出有啟發性的觀點,可以說是篇篇擲地有聲。

金庸是作家、新聞工作者、報業經營者、政論家、劇作家,也做過導演;獲得許多國家重要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院士,獲得香港文學家最高榮譽「文學創作終身成就獎」、與「當代文豪金龍獎」。

但,金庸依然謙沖為懷,不改其志地勤學不輟,通過重重考驗,繼續懷著單純的意念,在劍橋大學取得碩士學位。金庸在完成武俠大作掛印封筆後,多次表示自己準備動筆寫通俗歷史著作,在碩士論文《初唐皇位繼承制度》中對玄武門之變提出了創見,即有機會可以改寫成通俗易懂的作品。現在金庸正在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朝向他「作一位歷史學者」,出版歷史著作的路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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