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武俠小說，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巔峰，
這是金庸創作力無窮無盡的證明。
金庸喜用武俠小說中的人物來隱喻現實生活中的人物，
呈現出他與傳統文化、西方文學、五四新文學的聯繫，
並從雅俗對峙的角度衡定了他的歷史地位。


2007年5月21日，金庸來到政治大學，接受文學名譽博士的頒授，這是金庸第4個榮譽博士學位。第二天他為學弟妹做了一場題為「中國歷史的發展」演講，幽默地提起他在1944年曾經在「重慶中央政治學校」（政治大學前身）念了兩年外交系，在校期間他幾乎每天中午睡在一張木條長板凳上，可睡一個小時不掉下來；睡醒了就讀書，每天可以讀完一本《資治通鑑》和數十頁英文書。

這一段金庸親口說的故事，正可以說明金庸的勤學與專注。他天資聰穎又好學不倦。2005年他以81高齡通過碩士班考試，成為劍橋大學碩士研究生，這可能是劍橋大學最最「德高望重」的學生。在他獲頒劍橋大學文學名譽博士之後，決定自己申請劍橋大學重做學生，果然，順利進入聖約翰學院，攻讀一年期的Mphil碩士學位，接受唐史學者麥大維的指導。「我是不求學位，只求學問。」金庸不只一次這樣表示。

金庸在劍和遠出版負責人王榮文快樂的吃著冰淇淋




博覽經典　中學閱讀巴金

金庸的父親、伯父、兄長，都是大學畢業生家中以藏書豐富聞名鄉里，不只有古書還有新文學，自小與書為伍，培養出喜愛讀書的性格。

金庸兄長各自有愛讀的書，彼此常借著看，小小年紀的金庸，已經讀了不少書。其中最愛讀的是《水滸傳》、《三國演義》與法國作家大仲馬的《俠隱記》（又譯為《三個火槍手》或《三劍客》）。十五、六歲時，金庸嗜讀雨果的《悲慘世界》（又譯《孤星淚》），從一部又一部經典的閱讀中，對金庸寫作故事的能力與人物塑造影響很大。

進了高中，金庸的思想逐漸成熟，他開始閱讀巴金與屠格涅夫的小說，屠格涅夫作品中年輕人不願受壓迫而奮起反叛的性格，卻又有苦無出路的苦悶；巴金作品中年輕人精神上的苦悶與想要衝破一切箝制的激情，與金庸產生極強的共鳴。

　同時金庸勤奮向學，《資治通鑑》與《世界史綱》（The out line of History）是他持續熟讀的著作，歷史的素養、思考格局與深度，逐漸建立，對往後的武俠作品寫作與辦《明報》成為政論家，奠下了強固的基礎。

從佛經得大領悟

金庸學習的精神表現在學佛之路上，1976年10月金庸遭逢喪子之痛，心中的沉痛難以言喻，幾次都想跟著愛子而去。心中也生出許多對生命與存在的強烈困惑：「為什麼忽然厭棄了生命？我真想到陰間和孩子會面，要他向我解釋這個疑問！」此後一年多，金庸閱讀了無數探究「生與死」的書籍，還是不得其解。後來就向佛家經典裡去鑽研，讀到《雜阿含經》、《中阿含經》與《長阿含經》，苦苦研讀又潛心思索，終於領悟到：「真理就在這裡了！」從此更尋求《原始佛經》，潛讀英譯本，從極度痛苦的深淵到解答生死大疑問，進而生出歡喜心，大約是一年半，歷經了長時間的思索、查考、質疑、再研讀、再思索的過程，終至成為潛心的佛教徒。

金庸感嘆地說：「從小我就聽祖母誦唸《般若波羅密多心經》、《金剛經》、《妙法蓮華經》，但要到整整六十年後，才痛苦的探索和追尋，進入佛法的境界。」

金庸信仰佛教，並不是因為受到高僧的教導開悟，而是完全靠自己自發性潛讀，又拿出研究學問的精神，廣納資訊同時通過反覆思考辨證，得到大領悟。

《書劍恩仇錄》平地一聲雷

1952年，金庸轉任《新晚報》副刊編輯，開始寫影評，在這裡金庸結交了兩位意義深遠的朋友：梁羽生與羅孚。羅孚是《新晚報》總編輯，是武俠小說的催生者，他先是鼓吹梁羽生連載武俠小說，造成轟動，開啟「新派武俠小說」的時代，後又鼓勵金庸動筆，1955年，以乾隆皇帝身世之謎與反清復明英雄陳家洛為故事主幹的《書劍恩仇錄》誕生了，也就是從這部作品開始，金庸將本名查良鏞中的「鏞」字，一拆為二，以「金庸」為筆名名聞天下。接下來的17年，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從未間斷，直到1972年《鹿鼎記》封筆為止，金庸總共創作了15部作品。

在1970年到1980年，基於連載作品可能出現的邏輯疏陋的缺點，用了10年的時間進行第一次修訂，大功告成之後，15部36冊的《金庸武俠小說作品集》算是完整了，他也將除了短篇小說《越女劍》之外的14部作品，寫成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至今許多金庸迷都能朗朗上口。到了1999年，隨著時代的變遷，金庸開始進行第三度修訂，花了7年時間，埋首修訂全部作品，稱為「世紀新修版」。

雖然金庸曾經在一場題為「一個『說故事人』的自白」中說：「我只是一個說故事的人」……，我以為武俠小說和京劇、評彈、舞蹈、音樂等等相同，主要作用是求賞心悅目或是悅耳動聽。」事實上，金庸的武俠作品已被「金學」研究者，確立了開創新武俠的歷史地位。金庸充分運用了深厚的歷史素養，融合傳奇人物與充滿想像的情節，遠遠超越了傳統武俠作品著重武打場面、是非兩分的典型，讀者在欲罷不能的閱讀樂趣中，又被廣闊的時空與角色性格的多樣性深深懾服了。

金庸(右)與國劇演員李寶春(左)相見歡，中為新舞臺負責人辜懷群







金學研究 確立作品歷史地位

金庸小說的出現，在華人作品普遍冷寂的香港，創造了閱讀奇蹟，透過猖獗的盜版、竄改書名發行的盜竊方式，陸續在台灣與大陸暗暗洶湧著。台灣是在1979年中國時報與聯合報陸續連載，遠景出版《俠客行》之後，正式解禁公開發行、堂堂正正問世。1980年大陸廣州《武林》雜誌開始連載《射鵰英雄傳》，金庸作品陸續進入大陸。1986年，《金庸作品集》授權由遠流出版公司出版，開始有計畫的向全球推廣金庸作品，發行包括平裝、典藏版、文庫、大字版等因應讀者需求的各式版本，也出版了金庸漫畫、金學研究叢書，更在1997年成立「金庸茶館」網站，成立的宗旨是：提供、連結、傳播及整合一切與金庸相關的資訊，形成無邊界無止境的金庸世界。

隨著金庸作品如火如荼傳播全球的同時，「金學研究」也陸續發展著。首先是遠景出版公司開立了「金學研究」的系列，第一本收錄的就是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說》，受到讀者廣大歡迎，陸陸續續有多位海內外學者開始研究金庸作品，在文學與通俗文學之間反覆辨證，逐漸確立金庸作品的歷史地位。

1998年美國科羅拉多大學舉辦「金庸小說與20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又各國40多位學者提出論文；11月，遠流出版公司在台北主辦「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有來自台、港、大陸、美、英、澳洲等兩百多位學者參加，發表近30篇論文；2001年，日本也舉行了「金庸小說研討會」，毫無疑問地，金庸武俠作品確立了學術地位，真正坐實了「武俠盟主」的寶座。2002年，金庸榮獲諾貝爾獎提名，更進一步確立了他作為文學家的地位。

經營媒體 只問真理正義

對廣大的讀者來說，金庸是華人世界中最偉大的武俠小說家，讀者尊他為「俠聖」、封他為「武林」盟主，不過，「查良鏞」卻也是一位成功的媒體經營者。

　金庸經營出版的長才早在15歲時就顯現出來，那時他看準升初中同學們的需求，與人合著，出版了生平第一本書《給投考初中者》，就大獲成功。事隔27年，金庸再度展現經營才華，逐漸建立明報集團。

　1957年，因為政治思想立場的不同，金庸離開了工作十年的《大公報》，兩年後的1959年，《明報》正式創刊。發刊宣言是「我們要盡力幫助這社會公正與善良」，經歷了入不敷出、營運艱困的三年，明報大體上是靠著連載的《倚天屠龍記》維持發行量，但金庸堅持每天寫一篇的社評，因為對中國時勢的評論分析，逐漸在讀者心目中建立公正客觀形象，更贏得了讀者的信賴。

1962年，香港發生了「中國移民潮」，每天湧入成千上萬的大陸移民，中國大陸政府放鬆了移民限制，而香港政府為了香港居民的生存，採取圍堵、抓人、遣送回國的方式。當各媒體為大陸移民聲援時，《明報》卻宣布要用自己的報紙堅守「公平與正義」，只問真理不論立場。一方面發表〈巨大的定時炸彈〉為香港政府辯護；一方面動員大批記者，深入報導大陸移民的生活苦況；三方面親自領導報社同仁天天為大陸同胞送去一車食物，還發表〈火速！救命！〉呼籲香港政府伸出援手救助大陸難民。此舉也招來與《大公報》的激烈筆戰，《明報》知名度大增，發行量衝上四萬份以上，成為香港地區的「大報」，也逐漸成為全球華人知識份子必讀的媒體。

接著《明報》秉持著只問真理與正義的理念，曾經嚴厲批評過大陸研製原子彈的計畫，也曾經讚揚過中國與印度交戰，在大獲全勝後，卻停火退兵的善行。讀者漸漸地認識了金庸的學識、性格與勇氣，樹立了「就事論事」的中立風格。得到眾多知識份子與一般讀者的信賴，查良鏞時論的如椽之筆，搭配著金庸小說的生花妙筆，《明報》報業集團也逐漸成型了。

接著，進入積極辦報的高峰期，最高紀錄在亞洲同時擁有七家雜誌與三家出版公司，稱得上是報業集團了。

武俠封筆 邁向歷史學者

即使是在最忙碌的時候，金庸也不忘寫「社評」，因為熟讀歷史特別是《資治通鑑》，讓金庸思考時勢與未來發展時，總能洞察現狀，進而判斷未來發展。金庸每寫一篇社評，總要查證眾多資料，反覆思考、字斟句酌，務求言之有物，提出有啟發性的觀點，可以說是篇篇擲地有聲。

金庸是作家、新聞工作者、報業經營者、政論家、劇作家，也做過導演；獲得許多國家重要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院士，獲得香港文學家最高榮譽「文學創作終身成就獎」、與「當代文豪金龍獎」。

但，金庸依然謙沖為懷，不改其志地勤學不輟，通過重重考驗，繼續懷著單純的意念，在劍橋大學取得碩士學位。金庸在完成武俠大作掛印封筆後，多次表示自己準備動筆寫通俗歷史著作，在碩士論文《初唐皇位繼承制度》中對玄武門之變提出了創見，即有機會可以改寫成通俗易懂的作品。現在金庸正在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朝向他「作一位歷史學者」，出版歷史著作的路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