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交通部統計，因酒駕肇事死亡人數年年創新高，為了遏止酒駕悲劇，立院通過修改刑法第一八五條，加重酒駕刑責；警方配合新法四日實施擴大酒測，全台共取締四百六十八名酒駕，其中有一百七十四人酒測值超過零點五五毫克，依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而這些酒駕民眾的罰鍰、易科罰金等總計將超過七千萬元，可見酒駕普遍嚴重。

表面的原因雖是近尾牙應酬多所致，不過深入分析，酒駕與應酬多寡並沒有直接關係，因為平時酒駕者就屢見不鮮，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國人特有的「勸酒文化」。

所謂勸酒文化，形成在農業社會經濟匱乏的時代，人們在辛苦的農事中，難得有機會與親朋好友相聚，相聚時難免把酒言歡，勸酒多喝在所難免，久而久之，即形成勸酒文化，特色是酒喝得愈多表示看得起對方、給足對方面子，也是感情深厚的表現。

另外，如同台灣歌謠的一句歌詞「杯底不可飼金魚」，表示能喝酒才是英雄好漢，可表現男子漢的豪邁與氣魄，因此，不管是政壇或各種職業的應酬場合，舉目皆是勸酒文化，甚至許多原本滴酒不沾的人，也禁不住殷情勸酒，同時也為博感情，硬著頭皮乾杯。

勸酒文化形成時，由於物質條件的限制，並不存在有酒駕肇禍的問題，但現今參加應酬者大都以車代步，在勸酒文化的強烈氛圍下，酒駕就形成嚴重社會問題與威脅了，這就是「勸酒文化」可怕的後遺症。

如此看來，政府若只想藉高額罰款與嚴刑峻法，達到防止國人酒駕，最多只能治標，反而會使酒駕者以僥倖的心態與警方捉迷藏，或藉故與警方衝突，不但社會為此要付出昂貴成本，無辜的國人仍將生活在酒駕的嚴重威脅中。

我認為，治本之道應是讓國人對酒後駕車危險性有清楚的認識，並透過各種教育途徑，讓國人了解勸酒文化的害處，調整偏差的價值觀，代之以「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觀念。

換句話說，防範酒駕問題不僅是政府的責任，也是社會所有成員的責任，因為勸酒文化所顯示的是特有互動關係的社會模式，也隱含超乎個人無法自主的從眾行為，因此單純重罰酒駕或提高刑度來遏止，徒法不足以自行，須把層次拉高至「生命教育」，進行社會人文工程的解構與建構，強力宣導「喝酒文化」所產生的社會互動、價值，對生命的危害，並發展出如喝茶般的「品酒文化」、飲酒倫理，再配合重罰峻刑，才是解決酒駕的治本之道。

黃有志（高雄市／高師大通識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