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人主與臣下是什麼樣的關係？在唐太宗李世民看來，應該是恪盡職守，戮力同心，各盡其職，知無不言的關係。而他的這一觀點，在貞觀二年（六二八），一次與臣子們的會議上，闡釋得相當充分：「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公等各宜務盡忠讜，匡救朕惡，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唐吳兢《貞觀政要‧卷二‧論求諫》）

此議題是由唐太宗提出，他說：「明智的君主能時時反省自己的過失，並且不斷加以改進，然而昏庸的君主總是力圖掩飾自己的短處，蒙蔽視聽。如隋煬帝對自己的缺點視而不見，又拒絕別人的意見，甚至大臣虞世基也不敢直言，這樣再也沒有人敢於直言不諱了；商代的時候，箕子假裝發瘋來保全自己，孔子還評價他仁義。後來隋煬帝被殺，虞世基難道就該一同去陪死嗎？」

在唐太宗看來，明君與昏君的區別，就是對自己過失或錯誤的態度反省並加以改進，這是明主；掩蓋與拒絕接受批評意見，並在錯誤的道路上一路前行，那是昏君。不僅如此，他還舉出了前朝隋煬帝的例子加以證明。又用更為久遠的商代，紂王的伯父也是太師箕子，在比干以死相諫，被紂王剖心供人觀賞，而他自己勸諫多次都沒用，並意識到他再加以勸諫，只會落得和比干一樣的悲慘結局之後，只能假裝發瘋以求自保的例子，表明他對做臣子的，到底在遇到昏君時該怎麼做的困惑。

細細揣摩，唐太宗說這些話的時候，其內心是相當複雜的：作為明君，他明白昏君不可救藥，所以，他手下的那些大臣如果不敢進諫是可以理解的；而在昏君被殺之後，這些臣子也未必就該隨著被陪殺。但是，即便是明君，他一定也希望其手下的臣子為自己死諫乃至為自己陪死。所以，他提出問題，不過是想聽聽臣子的想法，希望他們再一次向他表達忠心罷了。而接下來大臣杜如晦果真如他所願，講了這樣一番話：虞世基身為宰相，在該進言的時候卻保持沉默，他的確該死啊！

唐太宗自然十分贊成杜如晦的觀點：你說得對。君主必須有忠臣輔佐，才能夠自身平安，國家太平。隋煬帝不就是因為身邊沒有忠臣，看不到自己的過失，才使得罪惡和災禍愈來愈大而導致滅亡的嗎？如果國君行為不當，臣下又不盡職，只知道阿諛奉承，苟全性命，凡事只知道說好，那麼這樣的君主就是昏庸的君主，臣子就是阿諛的臣子。

君主昏庸，臣子阿諛，那麼距離國家的滅亡就為期不遠了。因此，唐太宗鼓勵臣下一定要盡到自己的責任，及時地指出並糾正他的過失，君臣之間切不可因為開誠布公，指出彼此的過錯而相互誤會和怨恨。

比起歷史上的昏君，唐太宗十分睿智，至少他看到了作為君王，反省與納諫的重要性。然而，封建制度本身存在先天性的弊端，就是世襲與排外，但若不是終身制與世襲制，賢者能人都有上升的機會，沒有誰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那麼，反省與納諫也將成為必然。

說到底，人主與臣下的關係和諧與否，在封建社會，主要取決於前者而非後者。或者說如果政治制度不變，這樣的關係也不會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