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哈金

江南文人多有英文情結，尤其是上海文人。英文象徵進入西方文化和生活的可能，是通往更廣闊的世界的門徑。而東北過去會英文的人較少，二十一歲前我沒見過能說英語的人。夏濟安一九四四年首次見到張愛玲時半開玩笑地說：「I’m your competitor, you know.」這個以「競爭者」自居的話讓張愛玲一頭霧水，終生沒弄明白，因為在她看來夏濟安並不寫小說。其實，跟張愛玲一樣，夏濟安的雄心是用英文寫小說，當時張愛玲在上海用英文寫作已經小有名氣，常給《泰晤士報》寫劇評和影評，一九三九年她甚至宣稱不再用漢語寫東西。跟她相比，夏濟安在英文寫作上的努力並不成功，一部長篇寫了多年，終沒成書，但他在美國的一流雜誌上發表了個別短篇。這已經相當不容易。

一九五二年從上海去香港後，張愛玲除了翻譯美國文學作品，也繼續英文寫作。她的頭兩部英文長篇常被認為政治傾向太濃，部分原因是創作期間她得到美國新聞署的資助。這兩部小說的確有政治態度，但這不該是問題，政治立場也可以是力量所在，跟小說的文學品質沒有內在關聯。誰敢說《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不是真正的文學？《秧歌》其實早就在張愛玲心裡醞釀，有些片段在幾年前寫的《異鄉記》裡就已經出現。

《秧歌》於一九五五年由美國出版界的重鎮Scribner 發行。出版後好評連連，《紐約時報》和《時代週刊》等主流報紙和雜誌都給與書評，很快就賣掉了二十三種語言的版權。唯一讓作者不快的是由它改編的電視劇，她告訴朋友該劇「慘不忍睹」。作為張愛玲第一部英文小說，這是相當成功的。

《秧歌》是一部純文學小說，不論從結構和行文來看都很了不起，可以說是張愛玲最優秀的小說。我認為它比《金鎖記》成就更高。學者們已經對它有諸多評論，我只談談自己有關小說技藝方面印象最深的幾點。張愛玲行文有一種病態的快感，可以感覺到她下筆時心情多麼歡悅，儘管故事內容是慘重的，是土地改革時荒誕暴虐的經驗。

在後天安門事件的時代，《秧歌》的政治傾向也有了前瞻式的寓意。金根和村民們不滿土改工作組為烈士家屬強徵糧食和豬肉，組長王同志鎮不住場面就開了槍。接著是這樣的描述：「『我們失敗了，』王沉重地說，然後又重複一遍，彷彿這是第一次要這樣說。『我們失敗了。我們不得不對自己的人民開槍。』」難道這不是意蘊深遠的文字嗎？有哪位文人在當時能寫出這樣的句子？

張愛玲不是那種磅礴壯闊的作家，《秧歌》作為一部小長篇恰好適合她的才氣，使她超越了自己閨秀、市井的格局。從篇幅和故事的宏度上看，這部長篇也讓她的才華和抱負發揮到極致。通篇布局均勻，落筆利索，細節也結結實實，完全沒有了張愛玲以前花稍和瑣碎的風格。

從《秧歌》的行文來看，她力爭寫出與眾不同的英文，在風格上獨樹一幟。然而她的方法卻有些極端：在英文中大量地直接插入漢語的表達方式，不是賽珍珠那種精心的意譯以使「英語耳朵」能聽明白，而是連漢語發音一同轉入英文。這樣就有了各種各樣詞組：lu t’iao（路條），kung liang（公糧），ch’uen fu t’ai t’ai（全福太太）等等。這些聲譯的表達方式並沒有完全融入《秧歌》的英文，讀起來疙疙瘩瘩，很吃力。像「全福太太」我在英文原著裡猜不出原意，要比較張氏自己的譯文才能弄清。更有甚者，這種聲譯竟直接放入對話：「『Ging-lai tzau! Come in and sit down.』月香勸道。」沒有人這樣說 「進來坐」──先說漢語再用英語重複一遍，但這種笨拙的對話在《秧歌》中系統地出現。客觀地說，這是風格上的失誤。但由於《秧歌》在商業上的成功，張愛玲並沒意識到這一缺陷。

（摘自《湖台夜話》，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