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尚智

古代中國的周邊國家「為何」與「如何」參與朝貢體系，進而形成長期存在的中華世界秩序？以十九世紀上半的越南為例，由於古代中國在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巨大力量的存在，以及越南曾經內屬中國一千一百餘年的歷史因素，對越南而言，基於政治利害與國家安全，向中國朝貢有其必要，並作為統治國內的正當性來源。

台灣的文化學者陳光興在〈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檢討「中華帝國的階序格局下，漢人的種族歧視」，認為朝貢體系也是一種漢人的種族歧視，而且漢人定義，擁有中華文化是作為文明人的普遍性條件，在此前提之下，周邊民族與國家似乎難以獲得平等看待。從中國視角來看或許如此，但對越南來說，參與朝貢體系不代表真正屈服於中國之下，而是透過在國內的自我解釋，建構對等與尊嚴的政治地位。

其次，越南的周邊地位不是絕對的，相對於中國是周邊國家，但相對於中南半島卻可能成為一個小中心。以相對其「周邊國家」（如：真臘、暹羅、南掌等國）強盛的軍事實力為基礎，透過中華文化的掌握與傳播能力，越南的「周邊國家」向這個小中心朝貢。因此，中國的「周邊國家」與中南半島的「小中心」，正是越南在古代東亞朝貢體系的一體兩面，只有同時掌握這兩種面貌，才能理解越南參與朝貢體系的深層動機。

進一步來說，在十九世紀前半，法國殖民力量尚未大舉入侵之時，尊崇中華文化的阮朝帝王（如：明命帝）並不認為滿族建立的清朝在文化上更為優越，而越南自稱「大南」，便隱含與「北朝」相匹敵之意。越南不只參與朝貢體系，並以此發展出自我意識與民族認同。

白永瑞在〈東亞地域秩序：超越帝國，走向東亞共同體〉（收錄於思想編委會編《思想3：天下、東亞、台灣》，台北：聯經出版，2006）便認為這種小中心自我認同的體系化，形成日後民族認同的原動力，對這些古代周邊國家朝向近代國家的發展，有其重要作用。易言之，朝貢體系的瓦解，不只有近代西方列強向東亞衝擊的外部因素，尚有周邊國家／小中心自我發展的內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