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是為了實現「確認國家對特定案件具體刑罰權之有無及其範圍」而制定的程序法，從偵查、追訴、審判到執行，都有鉅細靡遺的規定。既然實質上屬於程序法，訴訟過程是否符合法律明文之要求，對整個案件之裁判是否產生影響，甚至造成違背法令的判決，就顯得十分重要。
「刑事訴訟法」第三條開宗明義規定，檢察官、自訴人和被告同為訴訟之當事人，而基於「審檢分立，審級制度，不告不理，當事人地位對等」四大原則中之當事人地位對等，檢察官除偵查程序中專屬之強制處分權外，於審判程序中，並無和被告有任何不同的特殊權利。
以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之法定不變期間（亦稱失權期間）為例，現行上訴限定至遲於收受判決書後十日內為之，除有回復原狀之事由，逾期上訴將遭駁回，判決即告確定，具有裁判確定力和執行力。被告受限於此一規定理所當然，然而同為當事人，為國家擔任主控官原告的檢察官，卻「技術性犯規」，知法玩法，收受法警送達之法院判決書時並不簽名，利用遲延收受的空檔，爭取思索上訴理由的時間。這樣的做法，明顯已經侵害法律原定之當事人地位對等原則，因為被告遲誤上訴期間即無力可回天，檢察官卻可以不受限制，豈合理乎？
其實，近代學說已逐漸重視被告人權的保障，要求刑事訴求應該在「發現真實和保障被告權利」間求取一個珍貴的平衡點。例如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三項，嚴格要求被告之自白必須出於自由意志（自白之任意性），且從以往由被告舉證，轉而為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又如第九十五條之「告知義務」，由以往認為的訓示規定改為強制規定之概念，在在顯示重視保障被告人權的趨勢。既然大勢所趨，希望具偵查犯罪職務的公務員，包括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和司法警察，都必須恪遵法律規定，莫帶頭鑽法律漏洞，間接影響民眾對司法制度的信心。
雷成（高雄／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