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堂鐘聲 曠野的峙立魯迅

文/湯崇玲 |2018.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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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湯崇玲

弟弟呢?少年魯迅靈光一閃,果然,弟弟和風箏人贓俱獲,折斷風箏骨架——只有沒出息的孩子才玩這沒出息的玩意兒,再補上一腳踏扁風箏,魯迅傲然離開,留下年僅十歲瘦小的弟弟。

周家的孩子們沒資格玩風箏。祖父的官司已將大半家產化去,父親的病更讓家計難以維持,魯迅四年來幾乎每天出入當鋪與藥鋪,自幼被奶媽、僕工圍繞的浙江紹興周家長子周樹人(魯迅為筆名),必須把衣物首飾送到比他高一倍的當鋪櫃檯,並在侮辱中接過錢,再轉去跟他一般高的藥鋪櫃檯拿藥,如此艱難度日,父親仍然撒手人寰。

家道中落,使魯迅看見世人的不同面貌,也決定他日後革除民族病根的創作方向,「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魯迅,寧可「冷對千夫指」也要戳破虛偽世相。

一九一八年《狂人日記》——中國第一部中篇白話文小說,也是現代文學的創始巨作——瘋子與先知的曖昧諷喻,字字鏗鏘直指吃人的禮教,高超的藝術性打破了人們對於現代小說的質疑,奠定了魯迅在現代文學史不可動搖的地位。

魯迅的作品觸目所及多是死亡,祥林嫂命苦,該死;靠著精神勝利法過日子的阿Q奴性強烈,更該死;異類孔乙己、魏連殳不合時宜,死;新青年子君也不敵現實死了;更不要說孩子們,「甘為孺子牛」的魯迅,在作品中為一個一個孩子送葬。

此即魯迅最大的矛盾,寫作是為了盼望,可多疑的他卻不信任希望,因為「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既然不容自己淪落為虛無主義,於是只能揪著民族病根與罪狀不放。

走得比同時代作家更遠,魯迅不只批判,更勇於「無情地解剖自己」,他自承「太易於猜疑,太易於憤怒。」〈父親的病〉寫他深悔父親彌留時盲從習俗之罪;〈風箏〉也為當年對幼弟的精神虐殺而耿耿於懷,對怨敵「一個都不寬恕」,魯迅對自己的過犯也不肯饒恕,一輩子背負著他人和自己的罪,獨行於曠野。

魯迅相信罪,不相信恩典;相信仇恨,不相信寬恕;他以為人類太醜惡,醜惡到造物主當毀滅人類,而造物主竟還憐憫饒恕作惡多端的人類!因此,魯迅要以一己之力來懲治民族之罪,他與罪對峙於曠野,不容罪遁逃,甚至圓活的身體已枯乾也不放棄!看似勇士又像是憤怒的俘虜,曠野的風沙不斷侵入肺中,滲入支氣管、小支氣管,乃至所有的肺泡,他拚命地咳,卻無法將罪咳出體外。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魯迅的肺不堪重荷,他終於離開曠野。許是太沉重、太激憤,詩人大喊:「遺忘魯迅!」

我卻忘不了「孺子牛」的溫柔。曾經,至愛的弟弟周作人與他絕交,他卻始終是弟弟的忠實讀者;曾經,他接待了來自東北的蕭紅,魯迅的客廳、餐室、書房的溫度融化了她對生父的仇怨,在充溢的父愛中,蕭紅生出寫「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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