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襎（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主任）

管中閔當選台灣高等教育龍頭的台灣大學校長，媒體驚訝！原因有許多，首先是管爺不是台大畢業，並非根正苗紅的台大幫。其次是，台大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殿堂，往往被粗糙地歸類為綠營的溫床，以一位曾經出任藍軍主政時期的內閣成員，基本盤似乎不利於他。雖然教育超越政黨之外，但民主國家基礎依然是政黨政治，教育總會自己選擇轉彎。管中閔在綠營執政下出任台大校長，具有特殊意義。

為什麼管爺會出線呢？或許出自於以下幾個原因。台灣大學的亞洲排名直直落，落得這所自尊心特強的大學，產生改變的動力。其次是學術風氣敗壞，學術論理蕩然，從前任教育部長蔣偉寧論文掛名事件，到前校長楊泮池陷入台大醫學論文造假案；這兩件重創台灣高等教育的造假案，都非當事人造假，而是體制「迫使」當事人造假。只是這樣的學術環境當中，他們曾經是受益者，因此受到國內學術界景仰。正因為這樣，輿論的撻伐聲浪，也就更為高漲。管中閔指出，不是台大選擇他，而是台大選擇「改革」。或許正是這個趨勢，台大選擇一位異類的校長。

此次選舉，使得台灣大學再次受到矚目，使得近乎垂死的大學教育看到另一片生機。作為龍頭老大，台灣大學應該如何面對時代，引領潮流，連結國際呢？那是管中閔最重要的挑戰。其實，從戰後以來，到底有多少人還認識幾位台灣大學的校長呢？或許那位與議會對抗，傅斯年身死議場的風骨還是台大精神所在。

台灣大學在民主化階段，透過選舉選出認為適任的校長，所謂教授治校的確是一個潮流，但是卻也因為選舉的合縱連橫，多少也傷了內部和諧。「黨同伐異」在大學選舉過程中，只是換了個更為清高的名詞而已。或許管爺的出線，正是台灣大學內部試圖跳脫派系糾葛的另一種選擇。

台灣高等教育從優勢陷入高度劣勢，許多原因值得反省。首先最值得憂慮的是缺乏獨立自主的精神，其最嚴重的是政府將政策與補助綁在一起，迫使大學成為呼應政策的一環。從卓越計畫到深根計畫，看似方向正確，頗有調整大學學者關在象牙塔的心態，讓他們走向地方，服務在地。但是，大學自主與政策補助形成對抗，最後大學自主性逐漸被削弱。其次是高估評鑑制度的功效，十年歲月全台高等教育都泡在評鑑的體制當中，十年的紙上作業，高等教育提升到那裡呢？最終，台灣面臨高等教育的最嚴苛挑戰，那就是少子化浪潮。這波浪潮最為嚴苛，政府似乎難以有所作為，只能準備基金輔導面臨危機的大學「轉型」（這是「關閉」的修辭語彙），最後就是為他們收拾殘局。台灣的高等教育從戰後發展到現在，可悲的竟然是等待破產這條道路。

管爺在這個高等教育寒冬之際，接掌台大，對於台大而言，那是幸運也是挑戰。幸運的是，台大選擇一條「改革」的道路，挑戰的是這條道路並非只是改革台大，我們也希望真正對於台灣高等教育的改革，具備正面的意義與功能。

因此，如果大家以更深遠的意義來看待「知識」，從深層的創造性來看台大變革，台灣的高等教育才有救。否則知識生產的殿堂，卻也盡是抬不起的大學教授的待遇。當世人作賤知識的價值與意義之際，台灣對於知識追求的熱忱也相對衰退。最終，那句自我陶醉的「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將會變成「台灣最苦的風景是低薪」。

知識生產乃是社會發展進步的根源，張忠謀驚訝於台灣大學講演費的低廉。長此以往，知識生產的價值也就聊備一格。管爺有許多可以努力之處，或許最根本的起點是，讓大學教授得以在自由環境下思考，創造知識，而成為非汲汲營營地屈服於教育體制下的一群「教書匠」。給予應有尊嚴的薪資，才能使知識受到尊重；給予獨立思考的空間，大學教育才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