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史學家、哲學家、文學家一身的已故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曾於民國初年大力提倡白話文運動。

其實早在明清時代，如《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名著，都是當代的白話文寫成。再往上溯，金元「戲曲」、宋元「話本」、唐代「變文」，也都是那個時代的白話文。

只是語言文字隨時代演變，對當時而言的白話文，愈到後世，同實際口語的距離愈來愈遠，讀來有所隔閡，因此對後世而言，這些就成為「文言」了。

胡適於一九一七年推行的白話文運動，是一種新文學、新文化運動，台灣張我軍也在一九二四年掀起台灣新舊文學論戰。時代日新月異，許多過去認為理所當然的事物，在時空因素轉變催化下，都可能產生質變。

人們對過去事物的看法，一是「歷史退步論」，認為過去事物才屬美好，現在永遠比不得當時，因此努力想保有過去的美好。

另一種觀點是「歷史進步論」，認為時代日新月異，未來一定會比過去更新、更好、更進步，因此主張改革創新。

這次課綱「文言文與白話比率」之爭，頗有「第二次白話文運動」的味道，這樣的論題，如果能刺激知識分子及社會大眾，重新思考文化、思想、文學與當代的關係，也不失為社會進步的象徵。

可惜的是，所見不少議論，並非出於理性，有人一開口，就被他人抹上政治顏色；有人以情感加料，盡是「酸言酸語」，言談中只見一種自我中心的優越感；還有更多因為所處地位、角度不同，而有不同見解，於是對事物的看法，便不再是直線，而是複雜多樣起來。

課綱「文白之爭」已暫時定案，但眾聲喧譁下，仍是餘音未了，或許他日要求改革的議題，又會風雲再起。試想，我們能不能「回到事物原點」：未來孩子到底需要什麼？什麼樣的教育才能培養下一代「帶得走的能力」？

其實關於文言、白話的議論，只探討了承載文學、文化的形式，更重要的應是它所承載的內容。

過去教科書，每隔一段時間就被提出要求修正，有些不朽作品，確實可以披沙揀金留傳下來，不過現代有太多新的事物一直推陳出新，如果因此而被排擠進入教育的重要階段，則恐怕有「活在遠方」、「跟不上時代」之憂。

猶記得看過一個益智節目，主持人提問西方、古代事物，挑戰者八成都能答對，然而接下來只問一題：請問「太保」在台灣的哪裡？卻一堆人答不出來而被淘汰。

再看議員對台灣文學作家十分陌生，竟以為文學家鍾肇政是鍾理和的兒子？國教署長邱乾國也提及：「對於何謂台灣新文學的定義，委員們並不清楚，需要再做討論。」

《台灣通史》作者連橫十三歲時，他的父親連永昌購買余文儀著作《續修臺灣府志》送給他說：「汝為台灣人，不可不知台灣事。」

過去的教育，對我們自己的「台灣文學」著墨不多，反而是不少外國學者比我們更了解自己的瑰寶在哪。台灣作家古典、現代兼具，它的美好有待發掘。

期望文、白形式之爭，塵埃暫落之後，大家能好好來討論：究竟課本「內容」該納入什麼，才是最好的。

邱湘雲（彰化縣／彰化師大台灣文學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