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總統執政七年換了六位行政院長，即便他有任命閣揆的權限，但究竟是識人不明、階段性任務還是權謀考量，除了總統需要說明外，民主政治體制有關總統制與內閣制的定位釐清，也是有待深究的課題。

事實上，閣揆更迭過於頻繁所必須思考的是大環境是否穩健運作，諸如景氣不佳、百業蕭條的經濟危機，除了直接投射在近年來國家財政危機外，亦凸顯政府行政體系缺乏決策能力的理性危機。

其次，過去寄存於家庭所形塑的價值共識，亦逐漸瓦解，而形成所謂的動機危機。

再者，族群撕裂的後果更瀰漫一股政黨與政黨、選民與政府，甚至個人與個人的全面抵制的信任危機。

準此，閣揆替換的「人選的問題」，實則是「制度運作失靈」的結構性問題。

而政策推動的整體、延續與實踐性，理應是檢視新任閣揆的重要指標，畢竟，在經過需求與效益等評估，所研擬的公共政策與施政藍圖，不該淪為人亡政息或改弦易轍的突兀結局。

就此而言，舉凡基本工資調漲、十二年國教、國民年金、勞保年金及大溫暖大投資計畫等重大施政項目，新任的閣揆及其行政團隊，是有必要提出相與對應的施政說帖，而歷任閣揆的施政主軸，更須有接續的通盤規畫。

所以思考閣揆輪替，並非只是概括承受或拒絕背書的二分化，而是架接在總統與執政黨的福國利民履約保證上，必須觀察閣揆能否為人民建構願景藍圖。

此外，新任閣揆過去的問政或施政表現，也必須接受公眾檢驗，事實上，對政治人物執政能力的績效、考核與全面檢驗，一直都是台灣所闕如、不足的，擴大來看，更可將新任閣揆及其行政團隊被解讀為看守內閣、助選內閣，視為台灣民主政治轉型與否，及運作良窳的觀察指標，所以社會與人民不該過於窄化閣揆替換的整體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