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智強

來到巴黎時，正值法國總統大選的第一輪投票。我在Philippe的熱心幫忙下，來到了巴黎附近的碧西聖喬治市市政廳，觀摩法國總統大選的投票。由於Philippe曾當過碧西聖喬治市的市議員，在他的介紹下，碧西聖喬治市的市長，還特別接受我的臉書直播訪問，向台灣的朋友現場解說法國總統大選的投票方式。

久居巴黎的Philippe，幾乎可以算是台灣在法國的「民間外交官」，以他個人的關係，幫忙台灣拓展許多僑務工作，我國駐巴黎的前大使呂慶龍，在碧西聖喬治市有一條街即以他的名字命名。這項創舉，Philippe也是非常重要的促成者。

「何時離開台灣移居法國的呢？」我問。

「我不是從台灣來的，我是越南人。」Philippe答道。

這個答案，讓我非常訝異，Philippe對台灣如此熱心熱情，讓我想當然爾地認為他是台灣移居法國的僑民。

Philippe是一九七九年離開越南來到巴黎的，那是越南完全赤化的第四年。

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西貢陷落，當時十五歲的Philippe，人生也被捲進了這個大歷史的漩渦中。

Philippe的父親，在南越政府垮台之前是經營旅行社和貿易事業，和南越政府的官員互動頗深，因此，當越南赤化後，Philippe一家也自然成為整肅的對象。

Philippe說，越共來的時候，有一件事他的印象很深刻，他的母親還特意帶他去做了一套西裝，因為擔心之後沒有辦法幫他做西裝，要做一套西裝，讓他長大後可以穿。後來他匆匆離開越南，那套西裝還是沒能帶出來。

「不要聽共產黨所說的，要看他們做什麼。」Philippe引了南越前總統阮文紹的話，談起了在西貢陷落之後到他離開越南這四年間的生活。每個禮拜都要接受勞改，而Philippe被指派的勞改工作，是到荒地挖引水灌溉的渠道。

「把你帶到一個荒地，給你一把剷子，然後，就叫你挖洞。」Philippe說，這樣的勞改待遇還不是最糟糕的，有些在南越政府工作的軍人警察，先被抓到集中營三天，然後就被帶進人跡罕至、滿是瘴癘之氣的叢林，給一把刀，要這些被勞改者，自己把森林砍平，自己蓋屋、自己生產，一去就是二十多年。

雖然是勞改的對象，但Philippe天生的勤快，仍得到共產黨的肯定，還當上了共青團的副祕書長。

和Philippe談聊時，我注意到他不喝咖啡。Philippe談起了這中間的典故。原來，有一天他接到體檢的通知，意謂著他要被徵去當兵。他不想要在共產體制下成為軍人，後來他聽到別人建議，體檢前，喝大量的咖啡，可以影響檢查結果。Philippe便在體檢前喝了大量的咖啡，果然在檢查時，被判定心臟有問題，給了很差的體位判等，可以免去兵役。

但檢查單位可能有點懷疑，幾星期後又通知他再去複檢，Philippe還是依樣灌了大量的咖啡。

Philippe開玩笑說，如果他當時被抓去當兵，現在可能就不在巴黎，而是在越南當四星上將。

受這件事影響，Philippe此後就不再喝咖啡了。

我很好奇，為什麼來自越南的Philippe中文說得這麼好，又對台灣這麼的熱情？原來Philippe的祖籍是廣東東莞，家族是避共產黨而逃到越南的。Philippe受的是華文教育，從小讀的還是正中書局出的書，他讀的華人學校每周大家都還要到操場唱中華民國國歌，他的哥哥也是到台灣讀書的。這讓他對中華民國有著深厚的情感，充滿「愛國情操」。

一九七九年，Philippe決定離開越南，在親人的協助下，來到巴黎，他先投靠一位遠親，在他們家住了三個星期，然後找了他在法國的第一分工作，到一間釀香檳的酒廠工作。

就這樣，一晃眼三、四十年過去，Philippe做過無數工作，還包括當了碧西聖喬治市的市議員。不過，這個「市議員」，和台灣對「市議員」的認知是有些不同，比較像義務職。依城市的人口規模不同，市長和市議員的津貼也不相同，例如，若只有一、二萬居民的城市，則市長的津貼大約是二千二百歐元，議員大約就是一百歐元。

Philippe笑道：「接一通國際電話，一不小心，漫遊費說不定就超過一百歐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