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57年（1968）9月9日早上九點，在台中體育館，以及台北中山堂中正廳，兩地分別舉行第一屆國民中學聯合開學典禮，由市長高玉樹主持，透過中廣廣播，台灣四百六十七所國民中學的師生正式走入九年的國民義務教育。這是台灣教育史上重要的一刻．儘管新制所需經費龐大，籌備時間短促，但在政府與民間齊心合力下，終得貫徹完成。

由於民國56年（1967），蔣中正總統在國父紀念月會，指示國民教育應由六年延長為九年，隨後召見相關人士，指示課程、教材及有關法令等要從速修訂，師資儲訓、校地、教室也應從速籌畫。由於這項決定來自高層，所以推動和進展十分迅速，雖然如此，由於事關重大，仍引起諸多討論。

此時，一般西方國家，多已實施十一年的義務教育。台灣九年國教的實施不僅有益提高國民基本的教育訓練，也期望能解決國小升學衍生的弊端。

中國人傳統上重視教育，傳統金榜題名觀念深入人心，反映到現實裡就是人人想上大學，粥少僧多，層層的聯考成了各方可以接受的制度。對於學生們而言，考試彷彿成為學習的唯一目的，小小年紀就承受過大的升學壓力及家長期望。為了升學，惡性補習的現象十分普遍，十一、十二歲的學童每天下課要留校或者到老師家補習，家境清貧的學童特別刻苦。

種種現象皆是教育的嚴重弊端，要改變這種不良現象已成各界一致的看法。雖然如此，問題無法在短期內解決，在於台灣經濟條件還不成熟，國民平均收入未及一千美元。

但到民國56年（1967），政府決定全力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這一年底，省主席黃杰、教育廳長潘振球接連巡視各縣市籌備情形，就地解決發生的問題。並且為籌措資金向各項商業與娛樂業附加教育捐，雖因營業與消費稅收提高，物價不免跟著上漲，且教育投資增加對其他建設經費也帶來排擠作用，這是九年國教在經濟和財政上的代價，但鑑於教育事業的重要性，事後證明這項政策是具有遠見的。

在民國57年（1968）初，各縣市初選國中校長，1月底新建校舍破土。3月，辦理國中師資登記。8月，全省初級中學和國民學校更名為國民中學和國民小學，由教育部長主持象徵性的換校牌。接著，台北市第一所竣工的介壽國中，副總統嚴家淦在典禮上致詞說：「國民教育的意義，就是養成學童德智體群四育兼備，使他們都具備做一個國民應有的基礎……正如總統昭示我們：『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國民中學教育在各界馬不停蹄地趕工之下，終於順利地展開，雖然許多新學校的教室還沒完全蓋好，操場還未整平，但第一屆的國中生終於可以擺脫國小種種考試加諸的桎梏，順利地入學。到了民國59年（1970）也就是國民中學的第三屆，有關國中的整體規畫，包括校舍、師資、課程、入學名額等等，大抵完備。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初期，雖遇到諸多行政層面的困擾，但實質作用重大，尤其讓國小教育恢復正常的效果顯著，不過新制仍無法改變升學主義作為教育問題的根源。

國中生為了在高中聯考中取得好成績，惡補現象由國小移到國中；此外國中以升學率區分高低，家長們競相把孩子遷往升學率高的學區。

在同一所學校又可分為「好班」、「實驗班」、「前段班」，以及「壞班」、「後段班」、「放牛班」等等，造成後段班的學生常衍生自暴自棄的心理，這些現象累積三十年下來，已然成為民國80年代教育改革的主要議題。

儘管有著種種問題，教育改革的工作需要不斷進行，但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實施不僅促成台灣教育的現代化，隨著人口素質的提高，更是日後台灣創造經濟奇蹟、政治奇蹟的重要教育基礎。

（吳濬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