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姜蘭貞（寄自美國德薩斯州）

每到母親節，我往往計畫著寫一些關於母親在生前那一段珍貴的歲月，可是多年來總是為一些身邊的瑣碎事絆著，打不起精神來動筆。年復一年又一年，如今我退休家園整整有十五年，念及匆匆逝去的歲月，真不知道這麼久以來自己做過了什麼，乍想來我實在是虛度了不少寶貴的光陰，有欠於我摯愛的母親。

我的母親生於河北省北尺橋村，因外祖父不擅於務農，所以多年來在鄰村當家庭教師來維持生計。那個時代沒有女校成立，男女合校更是沒有的事。大富之家往往多是請一位家庭教師教授家族裡適齡女孩讀書寫字。

外祖父很明智，心想年復一年出門在外教學，自家的女孩卻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令他深感遺憾，所以母親由七歲開始就跟在外祖父身邊，只每年回家過舊曆年。可惜好景不常，不久外祖父臥病不起，可憐的母親年方十四歲就失去了父親。從此她和我外祖母相依為命，靠著寫對聯，寫婚嫁喜帖，代寫信件等等，賺取微薄有限的收入維持母女二人的生活。

外祖父臨終時留下的遺言是一不准給母親裹腳，二是村裡若有女校成立，一定讓母親繼續上學，外祖母雖然不識字，但她通情達理，都一一照辦了。

時代不斷在進步，婦女的地位也漸漸受到重視，不久在母親的故鄉百尺橋村成立了女子師範學校。母親的才智是足夠有餘的，所以馬上被校方錄取，當時為了鼓勵女子入學，校方不但不收學費，每月還供給學生生活津貼費，雖然如此，申請入學的女孩子仍沒有幾個。

那個時代男女沒有自由戀愛之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男婚女嫁的教育。村裡十五六歲的女孩子紛紛都嫁出去了，只有母親滯留在深閨，因為她沒有裹腳無人來說媒。外祖母也為此整天發愁，不知如何是好。

出乎意料之外，就在這年三里外的東羅口村有戶大富人家，三少爺遠在北京國立師範大學讀書，他正被父母逼婚，他無法反對亦無能力迴避。他是新時代的年青人，擇偶的條件是決定不娶裹腳女孩為妻，還要必須讀過書的。湊巧正是母親百分之百具備，於是經過媒婆來回遊說，母親終於有了婆家。

母親嫁到大富之家，村民議論紛紛，因為在別人看來，一富一窮，不是門當戶對的一段婚姻。可是母親明理，做人得當，深得公婆愛戴，亦和妯娌們相處和睦，她自認嫁了個好人家。

父親和母親兩人具有新思想，相同的志趣，所以二人婚後十分恩愛。鄉村的生活是那麼寧靜及單調，但他們滿足及快樂。父親於暑假回家，每每在村外曠野教母親騎自行車及騎馬。不久，母親學會了騎自行車，可惜她膽子太小，騎馬則學不會。後來她提及這段往事，嘗試說：「什麼我可以學會，只有騎馬要待下一輩子再下功夫學了。」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爆發，父親任職的唐山彈道研究所必須搬到別省，當時戰事緊急，父親未來得及回家鄉和母親道別就離開了，從此天南地北，多年來兩人沒有機會再相見。那時年紀輕輕的母親過著寂寞而孤單的日子，所以母親年年秋收之前帶著我回娘家住。

收成的季節，農家是十分忙碌的，母親不辭辛苦扛扛抬抬，男人的工作她也能擔當，減輕了外祖母不少負擔。

父親一位遠房的表弟由成都回來了，他一直經營綢緞生意，(多年後我才知道他是地下工作人員，為國效忠的好青年)，帶來了父親的親筆信，母親真是喜出望外，在家鄉等待了這麼多年，總算有了父親的信息。父親的信寫得十分簡單，主要的是要母親去重慶和他團聚。

母親是個鄉下女子，一向未出過家門，這令她著實為難，再三思量，最後還是鼓起最大的勇氣，去和整整七年未謀面的伴侶團聚。母親很快湊夠了路費，提著個小包袱，帶著剛滿七歲的我就離開了家鄉。

在我的記憶裡由河北省出發，路經河南、陝西、雲南，乘木船渡度過黃河，坐人推的木頭車，擠在沒有設座位的小型汽車，長途跋涉、忍飢挨餓，有吃不盡的苦，但是終於到了重慶。

父親工作的機構彈道研究所建在山丘濃密的松林處，那時中日戰爭激烈，日機不斷來轟炸，我們幾乎天天躲在防空洞，人人沒有好日子過。母親既有師範學校的文憑又有多年的教學經驗，不久找到了工作。她任職於兵工署第三子弟小學。她是二年級班主任，並為全校唯一的音樂及美術老師。兩年後妹妹誕生了，她需要在家裡照顧小孩，不得已辭去了教職。

當時的父親個人的收入養活這四口之家一點也不簡單，母親為了節省家庭開支，她跟四川同胞學會了製作米糖，麥芽糖，豆豉，豆腐乳，豆瓣醬，炸菜等等。青菜吃自己種的，醬料有現成的，養雞有蛋吃。抗戰期間，人人過的日子很苦，但由於母親刻苦能幹，我們的生活比誰都過得好。

 一九四三年，父親被調到巴線郭家沱五十兵工廠任職，並榮升為研究主任。廠方供給寬大的宿舍，並男女二人各一個可使用。男工養豬養雞養鴨種菜，女工洗衣做飯打掃，母親只在家裡照料我及妹妹，生活清閒多了。春天她帶我們縫製玩具，因為她有藝術天才，縫好的玩具比在店子裡買得更逼真。又因為她有一副金嗓子，歌唱得很好。所以每年國慶日學校必請她去高歌一曲助慶，兵工廠誰都知道有這麼一位多才多藝的姜陳華亭女士。

母親一向以助人為快樂之本，連家裡的兩位工人也不例外，經常代為書寫家信。兩位工人都是大字不識的文盲，只十六歲小小年紀就離家來兵工廠做工，賺取小錢寄回老家孝敬父母。這些孩子沒有任何工作條件，對母親常是鞠躬作揖，甚至於我們用膳時兩人自動分站兩旁侍奉，視我們如皇室貴族。母親待人一向不擺任何架子，工人做事態度反而令她渾身不自在，她費了不少口舌才令他們明白。

住在鄉村的人，特別重視中國舊曆年，那年母親進城買了一匹不退色不縮水當時最名貴的陰丹士林布，她日以繼夜用手工縫製了七件新衣。她認為兩位員工對我們那麼好，應該也穿上一件新衣服高高興興地過新年。母親待他們如自家人，誰也不能否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