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襎（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主任）

太陽花運動司法案件在相隔十餘天後，先後作出判決，攻占立法院與攻占行政院的兩批被起訴者，前者依據公民不服從原則，全員被判無罪，後者鼓動者無罪，追隨者有罪。如果說，我們以前諷刺法院是國民黨開的，那麼現在我們也可以合理懷疑法院是民進黨開的。前者是黨國不分時代的特殊現象，後者卻是後現代的司法權被行政權凌駕的悲哀。

我們以前懷疑政治影響司法。現在則是民粹、政治凌駕司法獨立之上，每一時代有其時代課題，悲哀的是，我們都停留在解決過去問題，不明瞭我們現在正在為後人製造問題？當我們批判以前國民黨的黨國餘毒時，自己是否也在製造理想主義的空洞口號，如同農藥的殘毒一般呢？

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的太陽花運動在亞洲影響頗大，造成香港的黃雨傘運動。當時我擔任系主任，發生此一事件，系上有數位學生前往宜蘭 銅公園靜坐。我在課堂上宣布尊重學生選擇權，但是必須注意深入了解自己的選擇與其後果、人身安全，同時必須請假。我們戰戰兢兢應對此一事件，顯示出台灣教育界與社會對學運盡可能給予容忍與支持。

矛盾的是這個「去中國化」逐漸嚴重的台灣，一直延續著中國文化傳統中對於學生的尊重與禮遇。中國最早的太學生運動爆發於桓帝、靈帝時期，宦官專權，太學生清議時政，褒貶人物，「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

這種餘風在民國建立後，每逢國家屈辱之際，大學生隨即請願、遊行，五四運動成為新時代起點。但是，在歐美民主國家，這類運動，鮮有侵占公署無罪或者學生在校園犯罪私了之事，司法一直維持行使的獨立權。

最近師大附中七十周年校慶，發生斷電、白布條事件，警察進入校園維持秩序，然而，此一事件被視為警察權干預校園。教育部長潘文忠發表談話，「師大附中過於輕率動用警察十分不當，將請學校檢討。」校方則說明：「當時情況緊急才報警，也會釐清事情經過。」但是，當幫派介入校園時，每年畢業典禮之際，警察都會進入校園維安。同樣是警察權，在不同事件行使時，其結果就不同，最可憐的卻是警察。

司法人員本應該最了解法條，但是，卻時常做出違背常理的判決。這次太陽花運動被起訴人員，在去年五二○林全院長上台簽署第一份機要人員任命案後，隨即簽署第二份公文，對太陽花學運人士撤告。這項撤告舉動等於是一場政治宣示動作，明顯有政治干預司法之虞。

太陽花學運的人歡呼，宣稱是遲來的正義，但是，深解司法的專家學者，都為往後司法獨立、政治機構受攻擊而憂心忡忡。顯示出司法判決與民眾或專家認知的落差，人民對於司法的不信賴，正是屢次落差所造成的後果。

奇妙的是法院居然可以擅自制訂公民不服從的七條標準；再者，當時事件是否為公民不服從，更是見仁見智，即使適用公民不服從，也並非無罪。我們法官明顯地欠缺人文教養，對法治社會的期許，顯示出虛無的理想主義傾向，他們實在應該好好理解提出公民不服從的亨利．大衛．梭羅思想以及其時空背景。這群法官鎮日埋首法條當中，卻無視法條的存在，擅訂判決依據，空言理想，無視社會感觀與政治的複雜性。

我們的法官們在空洞的「人權」口號底下進行審判，在膚淺的政治認知中，制訂判決標準。事過境遷，政權更替，歷史將來如何評斷太陽花運動呢？

歷史只問功過，誰還會問是政治過於現實，還是熱血青年過於天真或者功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