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慧開法師（佛光山寺副住持、南華大學使命副校長）

有關“euthanasia”一字的歷史脈絡之補充

第一個明顯使用“euthanasia”此一術語的，是羅馬歷史學家蘇埃托尼烏斯（Suetonius, 約西元六九～一四○年），他描述了羅馬皇帝奧古斯都（Augustus, 西元前六三年～西元一四年），「迅速地死亡，而且沒有痛苦地在他的妻子利維亞（Livia）的手臂中，經驗了他所希望的“euthanasia”（安樂死）」。

而“euthanasia”這個字首次用於醫學語境中，是十七世紀的著名英國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一五六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一六二六年四月九日），係指一種簡單、無痛、快樂的死亡，在這個過程當中，是基於「一位醫師的責任以減輕病人身體的痛苦」。此外，培根還提到一種“outward euthanasia”（外部的安樂死），他用“outward”（外部的）來區分另一種精神靈性的概念——也就是靈魂已準備好的“euthanasia”「安樂死」。

在歐洲中世紀之後的近代文學中，較早提到“euthanasia”這個概念的是英格蘭政治家、作家、社會哲學家與空想社會主義者湯瑪斯．摩爾爵士（Sir Thomas Morus，一四七八年二月七日～一五三五年七月六日），為北方文藝復興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於一五一六年用拉丁文寫成Utopia（《烏托邦》）一書出版，在書中描述一位病重者的期望，以服用安眠藥及絕食的方法，在神職人員及醫師的陪伴下，寧靜地走完生命的旅程。

然而，在現實世界中“euthanasia”（安樂死）遠非如此理想或「安樂」。二次大戰中，希特勒的慘絕人寰滅絕猶太人計畫，就是一種沒有經過當事人同意的「隱密性安樂死（crypt-euthanasia）」，也是一種「種族歧視性安樂死（discriminative euthanasia）」。

如果是一位重病患者，受人勸說以安樂死方式來解除家屬情感上及經濟上的負擔，則稱之為「鼓勵性的安樂死（encouraged euthanasia）」。又如當一患者本身沒有能力進行此種絕定，而由其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來決定者，稱之為「代理性安樂死（surrogate euthanasia)」。

以上四種安樂死，皆是非「自願性安樂死（nvoluntary euthanasia）」，即使是第四種，在醫學倫理及法律道德上，都一直有許多爭議，更何況是前面三種了。

「安樂死」的執行方式與過程等同於「謀殺」或「自殺」

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都被「安樂死」一詞中的「安樂」兩個字所誤導與迷惑，而以為「安樂死」可以讓陷入生死困境的絕症病人「安樂而死」或「安樂地」死亡。而實真相絕非如此，從醫療科技角度及醫療倫理立場來看，「安樂死」的執行方式與過程，等同於「謀殺」（如果是非自願的）或「自殺」（如果是自願的），這也是為什麼現在美國已經改用“physician assisted suicide”，而很少再用“euthanasia”的原因之一。

在二○○一年十月十三日南華大學生死學系主辦的第一屆「現代生死學理論建構研討會」上，成功大學醫學院賴明亮教授發表了一篇論文〈論植物人安樂死之不合醫學倫理：由死刑及腦死談起〉，我現在根據賴明亮教授的論文以及其他相關參考資料，讓各位讀者了解，為什麼「安樂死」等同於「謀殺」或「自殺」。

以美國奧克拉荷馬爆炸案兇手之死刑執行為例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九日，美國奧克拉荷馬市（Oklahoma City）市中心「艾爾弗雷德．P．默拉聯邦大樓」（Alfred P. Murrah Federal Building）發生的本土恐怖主義炸彈襲擊，共計導致一百六十八人死亡，另有超過六百八十人受傷，還令方圓十六個街區的三百二十四幢建築物被毀或受損，八十六輛車遭燒毀或由衝擊波摧毀，震碎了附近二百五十八幢建築物的玻璃，共計造成至少價值六點五十二億美元的重大損失。

爆炸案發生後九十分鐘，奧克拉荷馬州巡警攔下了駕駛無牌車輛的蒂莫西．詹姆斯．麥克維（Timothy James McVeigh），並以涉嫌非法攜帶槍枝將其逮捕。而後經過調查、起訴，被證實為爆炸案主嫌，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三日被判處死刑，死刑的執行方式則採用注射藥物。

二○○一年六月十一日早上七時十四分，麥克維在印第安納州特雷霍特（Terre Haute）的聯邦懲戒所（Federal Correctional Complex），以注射藥物形式執行死刑。執行過程通過閉路電視進行轉播，讓爆炸案中受害者的親屬可以見證麥克維的死亡。麥克維的注射死刑執行過程是，經由插入其右臂靜脈的導管，首先將令他昏迷的速效巴比妥藥劑（barbiturates）注入，接著注入令其呼吸停止的神經肌肉傳導阻斷藥物（neuromuscular blocking drugs），最後是由氯化氫來停止他的心臟搏動，完成死刑。（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