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傑銘

從來沒有人教育我們自由是什麼，我們只被教育如何為自由而犧牲。——亞歷塞維奇《二手時代》

一九三○年代的中國，在日本的虎視眈眈下，被迫服下立即見效的藥方。軍國主義與共產主義成了天秤的兩邊，為戰火動亂的迷失人群，指引一個歸屬的方向。青年左眼中的地火世界，是理想年代的烏托邦，野草蔓延無際的大地，人民歌聲歌頌的地方就是天堂。當魯迅魂幻化為一枚胸章，鑲在毛澤東軍服的胸前，未完的戰役早有了贏家。

終戰後的動盪，隨著領土邊界的擴散，越過海峽延伸到彼端。國仇家恨未隨著蔣委員長的以德報怨結束，更深沉的疼痛與復仇潛藏在夢囈，成為中國人面對台灣的集體症狀。

當戰勝者將自卑戴上傲慢的面具，扮演恐懼吞噬了理性，陌生的彼此就讓懷疑隨著縫隙，掌控了我族對他族的界定。優越者的管制比管理霸道，以發號司令要求他人服膺於自己，以我為尊的統治方式，其實就是戰勝者的驕傲，讓夾縫中的白薯，背負著失語的原罪，不得安寧。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表面上是查緝私菸的突發性暴動，實際上是省籍與官民的複合式衝突。那一觸即發的動亂，在警察、軍隊慘無人道的殺戮，以及貪官汙吏呲牙裂嘴的嘴臉下，造成百姓壓抑許久反彈情緒的勃發，共振成為加倍的憤怒，成為無以消弭的族群鴻溝。

就當在島嶼生活的人們，在標籤的分化中遺忘人性的真誠與和善時，歐坦生以〈鵝仔》一篇嘗試跳脫身分的疆界，提供他者對我族的跨界同理與想像。歐坦生的《鵝仔》於一九四八年發表於范泉所主編的《文藝春秋》雜誌，早在此篇之前，他已在《文藝春秋》發表《泥坑》、《訓導主任》等多篇小說。

《泥坑》敘寫一個貧困的知識青年，奉母之命接受了媒妁的婚約，在一分不得志的工作裡，過著載浮載沉的生活。《訓導主任》則描寫學校的訓導主任，因為愛戀女學生，千方百計從學校與學生身上撈錢，只是為了討女學生的歡喜。歐坦生的小說擅長揭示著社會黑暗層面、知識分子的掙扎，以及小人物的悲哀，延續著魯迅人道關懷與精神矛盾掙扎的寫作路線，在戰後初期的上海文壇掀起一股討論風潮。

《鵝仔》是歐坦生一九四七年來到台灣生活後的作品，描寫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的省籍問題。小說以本省小孩阿通帶著鵝仔誤闖處長官邸為開頭，敘寫處長夫人扣押鵝仔以示懲罰後的一連串災難。阿通一家人因鵝仔被扣留，陷入了緊張的對立關係中。父親要求女兒拿出私房錢幫忙繳交贖金，姐姐不諒解弟弟做錯事，卻要求全家背負這樣的困境。

故事的衝突點出現在處長夫人竟私自將鵝仔宰殺宴客，被來探詢鵝仔狀況的阿通發現。阿通因此發瘋似的大鬧處長一家，之後被警察抓起來痛毆，父親與姐姐趕到現場後不但沒有向處長論理是非，反倒唯唯諾諾的低聲道歉。父親與姐姐的態度，讓阿通看到社會的現實，台灣人在省籍情結下被迫順服於社會體制無以反抗的無奈，被迫接受了這樣的命運。

歐坦生因為台灣進入白色恐怖的肅殺清算時期，因而開始隱匿身分，轉而以筆名丁樹南在文壇活動，至此之後，鮮少人知道，丁樹南的本名就是那曾經帶有理想主義的青年歐坦生。

一個跨越族群的書寫如何可能，在歐坦生的身上，我們看見理解與關懷，是可以超越族群的界分。

漫長的冬夜必迎來曙光，只是天猶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