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藏書源遠流長,先為帝王專屬,後在民間發揚。五千多年前,我們的祖先創造了甲骨文用以記事,開創了文字記載歷史的先河。最早也是最樸素的「書」,就是那一片片龜殼或牛骨。真正有藏書之舉,最遲應在周代之前,《周易》云:「河出圖,洛出書。」到了周代,專門的藏書機構「藏室」出現,並且有專職人員「守藏室之史」,老子曾任該職位,掌管四方之誌、三皇五帝之書,據傳孔子曾問禮於老子。
漢武帝時,為了充實皇家藏書,在未央宮建立了收藏圖書的「天祿閣」,這是中國歷史上有明確記載的國家圖書館。漢成帝時,劉向、劉歆父子編撰了古代第一部綜合性圖書目錄《七略》,中國古代藏書進入一個系統性的發展新階段。
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造紙術出現後,民間藏書日盛,西漢末年,出現了專門買賣書籍的「書肆」。西晉張華藏書三十餘車,南朝梁代的任昉藏書萬餘卷。據傳,任昉一生酷愛典籍,極愛藏書,並且多方面的書籍他都加以存藏,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一種書存有不同的版本和抄本,以至於在官府書庫內查找不到的書,在任昉的家藏書中或許可以查到。故任昉以藏書名噪一時,成為當時著名的藏書家之一。
再至印刷術的革新,書籍的流通更加廣泛,到宋代私家藏書和官府藏書交相輝映。宋代除了國家圖書館「崇文院」外,還建有「祕閣」的書庫;元、明、清歷代均有專門的國家藏書機構。
此間,私人藏書家也不勝枚舉,據文獻記載,明代有藏書家四百二十七人,清代著名的藏書家有四百九十七人。其中江蘇毛晉的汲古閣,浙江範欽的天一閣,紹興祁承爜的澹生堂等為保存古代文化典籍作出的貢獻尤為卓越。
古人愛書藏書,信奉「書不出閣」,但仍有部分藏書家行刊刻之途,清代的黃俞邰、周雪客是為典型代表。清人張海鵬認為「藏書不如讀書,讀書不如刻書,讀書只以為己,刻書可以澤人。」晚清著名儒將張之洞的《勸刻書說》,反映的也正是這種藏書而刻書利他惠人的高尚境界。
今人讀書之便勝古人千百倍,然藏書者眾讀書者少,甚可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