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允元
「興兄自從媽祖停止進香，已是很久很久不到古都了，路徑也認不清了。下車出了車站，興兄舉目一看，事事都不如前了，興兄詫異地自問：『豈不是古都嗎？』……興兄端坐在人力車上玩賞古都風光，而任車夫去走了。」

這是一九三五年蔡秋桐（一九○○─一九八四）在小說《興兄》寫下的一段文字。貧農出身的興兄在逐漸富裕後，心念著「衣食足，然後知禮儀」，不景氣時也不惜將所有的田畑拿去向勸業銀行抵押，全力栽培三兒子風兒遠赴東京念書。好不容易盼到他兒子學成返鄉，久居日本的風兒卻宛若經歷了一場精神改造──鄉語忘了，生活不習慣了，祖家也住不得了，竟連農曆新年也不返家團圓。他的日本妻子，也從未侍奉公婆。大嘆「世風不古、人倫墜地」的興兄氣不過，只得速速搭車進城，打算向任職古都官衙的兒子興師問罪。然而他出了台南車站一看，昔日的「古都」竟已蛻變成為全新的摩登都市。他完全失去了方向感，在人力車上任由人拉著他跑。

蔡秋桐《興兄》發表不久後的一九三六年，朱點人（一九○三─一九四九）也在小說《秋信》寫下了類似的情景。前清秀才斗文先生一身「古裝」搭著火車北上參觀「始政四十周年台灣博覽會」──「台北驛前的路上，人波浩浩蕩蕩地向著博物館推著，斗文先生像失了舵的孤舟，正不知道划到哪裡去好。台北的地理，早奪去了他昔日的記憶。」小說也以斗文在茫然若失之際給人力車夫載至植物園結尾。

一八九五年台灣改隸日本之後，無論島都台北亦或古都台南，皆歷經巨幅的現代化改造，成為了陌生之地。城牆消失了，馬路筆直寬敞，清國時期的老舊屋舍退至暗巷、傾倒頹圮，將醒目的位置讓給高聳壯麗的赤煉瓦及混凝土建物立面。

古都台南歷經一九一一年啟動的市區改正，到了一九三○年代，日人為求市容美觀，開始有計畫地在鄰近台南最高權力中心、同時也是新興的台南都心的台南州廳（今台灣文學館）一帶的末廣町，規畫一條摩登嶄新的商業街。一九三二年，台南州地方技師梅澤捨次郎（一八九○─？）設計的「末廣町店舖住宅」（今台南中正路）正式落成，被稱為「台南銀座」。其中最華麗氣派的代表性建物，便是由日人林方一（一八八三─一九三二）出資經營、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開幕的「林百貨」（今台南忠義路、中正路口）。它與早先兩天（十二月三日）於台北榮町開幕的台灣第一間百貨公司「菊元百貨」，一南一北，遙相輝映。

百貨店的出現，標示了一種新興都會文化在殖民地台灣的形成；而俗稱「五層樓仔」（實際上有六層）最上層的國防色女兒牆、以及寫著紅色的「林」字、在藍天中颯颯飄揚的白色旗幟，也重新定義了古都的天際線。就我們習慣的都市感覺來看，「林百貨」實在稱不上什麼高層建築；但在一九三二年的台南，它可是天際線的頂點，也是遊客必定光臨的「台南名所」。

星期日，任職官衙的風兒不必辦公，於是案內老父遊古都、看風物。又怕他不體面，買了鞋與帽要他穿上。「興兄一步行一步斟酌著所履的鞋所戴的帽，二人出了官舍穿過一座高樓，舉頭一看，一遍都是大廈高樓，馬路光閃閃，一步入店內，如臨仙洞，什麼貨都有，在那間店內，足足行了好半天，還看不盡。」這是興兄的「林百貨」初體驗。

根據史料，百貨的一至四樓皆為賣場（一樓有煙酒、洋菓子、化妝品、食品和鞋子；二樓賣童裝和雜貨；三樓賣布料和服飾；四樓陳列文具、玩具與日式餐廳）；五樓有洋食堂及喫茶室；六樓為機械室與瞭望室。初次面對這些琳瑯滿目的商品，興兄竟產生了一種遊歷「仙洞」之感，以他熟悉的前近代民間傳奇故事概念翻譯他的摩登體驗。

不習慣穿鞋的他，不過是六層樓的百貨店，竟也足以讓他的腳起了好幾個水泡。離開百貨店時，他們搭乘電梯──曾造成轟動的南台灣第一部電梯──下樓，慌慌張張的興兄竟在電梯裡昏厥了過去。醒來後，他乾脆鞋也不穿了，在人潮眾多的台南銀座胡亂行走，卻又因違反「左側通行」規定被交通取締巡查逮住。興兄一心只想離開這個鬼地方──「這殺人的都會有什麼可留戀？」他的摩登體驗，儘管充滿新奇，但絕對稱不上愉快。就像風兒給他買的穿不慣的鞋、戴不慣的帽一樣，磨腳、彆扭，宛若一套體面的枷鎖，且動輒得咎。

日治時期台灣小說家筆下小人物的都市體驗，多半是不快樂的。這樣的不快樂，或源於新舊時代轉換的不適應，或因階級身分上的排除。現代化的果實，並非殖民地的每一個人都能夠享用。殖民地的文學家有時很像烏鴉。垂掛鵝黃色吊燈的溫暖室內，唱片轉動，流洩著悠揚的古典樂聲，他們卻在窗外啼叫著難聽的聲音。也許，他們曾經站在台南銀座熙來攘往的街頭，抬頭仰望，是由氣派華麗的「林百貨」重新定義的古都天際線；然而低頭看，是踩在平整發亮的柏油路上一隻隻赤裸的腳，踏著慌亂的，或正在勞動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