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對司法的期待，漸從「獨立」走向「回應社會變遷、讓人民有感」，司法改革已從法界喃喃自語，變成全民議題。筆者常自問：司改到底要改什麼？對一般人來說，司法是什麼？

或許先從下述判決試著思考。

彰化一男子喝了燒酒雞湯後駕車擦撞，以酒駕被判刑二月。然而他曾獲無期徒刑，已假釋近十年；這個輕罪判決將導致假釋被撤銷、入監執行無期徒刑殘刑。上訴後，二審法官審酌他自新表現良好，原判將導致懲罰過重，因此改判免刑。

一位更生人偕友合夥從商，因合約糾紛被夥伴控偷竊，一審無罪、二審判八月徒刑，致假釋遭撤銷而須回牢服無期徒刑。檢察總長幫他提非常上訴；但最高法院認為，二審判決不提對被告有利的證言，「僅屬單純訴訟程序上之簡略，並非理由不備」而駁回。被告陷入無解無救之困境。

再看國外對比。一流浪漢在義大利超市竊食充飢而被判半年徒刑，檢方上訴爭取減輕，沒想到，最高法院認定「取少量食物以滿足立即和必需的營養，不是犯罪」而翻案。

法律評價近似的個案，因情節、法官價值觀的差異，判決可能大不同，很難斷言判決的對錯。但對照上述法官、檢方的差異決定，我們看到的不是「法理情」三者排序誰該先後，而是「法律應合情合理」三位一體的智慧，寓情於法、寓理於法。

法治社會，須處理多元價值的衝突、調節社會發展不均的副作用；法律不能淪刻板的教條，而被期待能依照個別事實、透過憲法詮釋並調節，留給法官「法律人性化」的審判空間。法官之尊貴，正因為不是「僵化用法、循例處理」的機器人法匠；而是帶有人性、正義觀來獨立裁判、解決問題。

正如唐獎法治獎得主薩克思在《斷臂上的花朵》談到（節錄導讀）：法律解釋的結果，不會只有一個是正確，必然是在多種「可能都屬於正確」的答案中，挑選一個「最能符合憲法價值的方案」。因此，法官隨時在透過判決和社會「對話」，也必須充分理解社會，透過「論證的文化」來回應民主社會的艱難問題。

當人民對法院的信賴度不高，正反映「對話」出了問題。除了恐龍或奶嘴判決，司法院長被提名人許宗力教授說：「也有可能是出自人民的誤解，尤其因基礎的法治教育未能落實，人民憑其『素樸的、直覺的正義感』判斷事情，有時會對司法作出不公的指控。」

許教授所言固然有理，但即便「人民的誤解…有時會對司法做出不公的指控」，若主因是「基礎的法治教育未能落實」，該負責的顯然不是人民，絕大部分仍應歸責政府。

因為，司法與法治公信的建立，累積自每天成千上萬的公務員作為、行政處分、檢察官處分、尤其是法官裁判（含大法官解釋），但其中有多少能做到「在多種可能正確的答案中，挑選最能符合憲法價值的方案」？亦即，司法作為才是對人民最直接的好／壞普法示範教育。

因此，司法院長應帶領全體司法官自我檢視：是否了解常民生活、時時心繫憲法，來觀察社會發展問題（如貧富差距、結構性失業…）下的個案，去同理「素樸及直覺正義感」背後的人性現實？從而都能打從心裡認知—必須透過憲法、人性與社會對話，才能找到「個案正義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