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副總統呂秀蓮與立法院王金平共同發起的「小秀才學堂計畫」，預計以一億八千萬元，從今年二月至明年六月，在全國開設一千六百個班級，替清寒學生進行課後輔導。

這項計畫立意良善，可是副總統辦公室竟要求法務部，在該項計畫實施期間，由各地方檢察署配合，撥付執行緩起訴處分金一百到一百五十萬元，法務部遵照辦理，特地由部長具名發了一紙公文，引起部分檢察官質疑「小秀才學堂計畫」不符合緩起訴處分金的使用對象，也有以政治力干預，和明顯為特定人選舉綁樁之嫌。

爭議與質疑的癥結，在於實施「緩起訴」制度後，依刑事訴請第二五三條之二規定，檢察官有權在徵得被告同意後，於作成緩起訴處分時，一併要求被告「向公庫或指定之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體支付一定之金額」，但並沒有明文規定處分金應如何運用，只有以行政命令方式說明「緩起訴處分金的運用以犯罪預防、更生人保護、犯罪被害人保護及法律宣導等為優先」。

因此，每年各地方檢察署所收的處分金，不但成為各界爭搶的大餅，也傳出多起檢察官偏頗不公的撥款決定，和用以支付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工作人員加班費的爭議事件。

台灣自引進美國緩起訴制度後，的確紓解不少法院審理案件的負擔，讓法官能得以用全部心力審理重大案件；但相對地，檢察官在決定是否給予被告緩起訴處分的過程中，似乎沒有一定的客觀標準，尤其「處分金」制度很容易讓一般人聯想到「花錢可以消災」，曾有一起竊盜案，其中一名共犯家境不錯，付得起處分金以獲取緩起訴，其他共犯無力支付，就被提起公訴，這樣的處理方式，難道符合公平正義？

筆者認為，法務部有必要更明確地規定緩起訴處分金的運用方式，和限縮對象，尤其該做到做基本的「行政中立」，拒絕任何政治力介入處分金使用決策；此外，對檢察官的處分須更審慎考核，避免檢察官公器私用，使得緩起訴制度本意遭扭曲，損害司法威信。

雷成（高雄市／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