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在上海八年為書籍所做的事情，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的四年，是收書；第二個階段的四年，則是保存這些收到的書籍。

第一階段四年，又可分前面兩年與後面兩年。前面兩年，他主要只是進行個人的收藏。這是基於他對中國古文學與典籍的愛好，覺得在這樣一個動盪的年代裡，許多原來深藏不露的珍本古籍既然開始流落在外，他應該趁著這個機會搜羅到，或起碼看到久聞其名的一些書。他的想法，可以看一段深情告白：「我夢想著要讀到錢遵王也是園書目裡所載許多元明雜劇。我相信這些古劇決不會泯沒不見於人間。他們一定會傳下來，保存在某一個地方，某一藏家手裡。他們的精光，若隱若現的直衝斗牛之間。不可能為水、為火、為兵所毀滅。」

但在他個人收書的這段時間，由於眼見北平來的書商活動日益加大，「江南的圖籍，便浩浩蕩蕩的車載北去」，先是因為有好書必為其所奪去，而懊惱不已，但接著就起了一個疑問：「他們所得售之誰何人呢？」鄭振鐸打聽的結果是：北方的收藏家雖然也收一些特殊的書，但大半是送到哈佛燕京學社和華北交通公司去。「殿板書和開化紙的書，則大抵皆送到偽『滿洲國』去。」

有了這些發現，他不由得「憂心如搗」！一來是因為覺得這些古籍全都流落到美國人和日本人手上，將來需要研究的人還得到外國去留學。二來是，華北交通公司等收購的書，主要是府縣志及有關史料文獻者，不說遠的影響，光以當時的戰爭情況而言，他就擔心為日本人用來調查物資，研究地方情形及行軍路線。

在這個每天聽到某某某某家的藏書又要散出，一個個北平書商又千方百計地想要鑽營門路，拔得先籌，而自己又沒有力挽狂瀾的力量，鄭振鐸的苦悶是可以想像的。他和當時一些關心文獻的人士（代表人士是商務印書館的張菊生先生）商談多次之後，「我們對於這個『搶救』的工作，都覺得必須立刻要做！我們乾脆地不忍見古籍為敵偽所得，或大量的『出口』。我們聯名打了幾個電報到重慶。我們要以政府的力量來阻止這個趨勢，要以國家的力量來『搶救』民族的文獻。」

重慶有了回應，同意了他們的要求。於是鄭振鐸在上海的第一個階段後兩年的生活展開了。他開始為國家而不是個人而開始收集藏書。請看他如何敘述他的生活：

「有一個時期，我家裡堆滿了書，連樓梯旁全都堆得滿滿的。我閉上了門，一個客人都不見。竟引起不少人的誤會與不滿。但我不能對他們說出理由來。我所接見的全是些書賈們。從絕早的早晨到上了燈的晚間，除了到暨大授課的時間以外，我的時間全耗於接待他們，和他們應付著，周旋著。我還不曾早餐，他們已經來了。他們帶了消息來，他們帶了『頭本』來，他們來借款，他們來算帳。我為了求書，不能不一一的款待他們。有的來自杭州，有的來自蘇州，有的來自徽州，有的來自紹興、寧波，有的來自平、津，最多的當然是本地的人。我有時簡直來不及梳洗。我從心底裡歡迎他們的幫助。就是設有舖子的掮包的書客，我也一律的招待著。」

書商帶來的，往往是一些並沒有什麼價值的東西，但是支持他在失望中繼續做下去的，則是有一旦有所得時候的那種狂喜。從他如何解釋他那種狂喜的心情，我們不能不同意他被稱之為書癖也好，書癡也好的道理。他是這麼解釋的：

「但在許多壞書、許多平常書裡，往往夾雜著一二種好書、奇書。有時十天八天，沒有見到什麼，但有時，在一天裡卻見到十部八部乃至數十百部的奇書，足以償數十百日的辛勤而有餘。我不知道別的人有沒有這種經驗：摩挲著一部久佚的古書，一部欲見不得的名著，一部重要的未刻的稿本，心裡是那麼溫熱，那麼興奮，那麼緊張，那麼喜悅。這喜悅簡直把心腔都塞滿了，再也容納不下別的東西。我覺得飽飽的，飯都吃不下去。有點陶醉之感。感到親切，感到勝利，感到成功。我是辦好了一件事了！我是得到並且保存一部好書了！更興奮的是，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們的民族文獻，歷千百劫而不滅失的，這一次也不會滅失。我要把這保全民族文獻的一部分擔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決不放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