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歐美國家婦女開始獲得選舉權迄今，兩性平等似乎成為現代化國家奉行的圭臬，二十一世紀談女權，可能被視為老生常談，或只有某些特定文化及國家才會面臨的問題。

事實不然。放眼全世界一百九十位經投票產生的國家元首中，只有十四名女性，包括台灣剛勝出的蔡英文總統在內。近年來曾幾度因性別歧視言論引發爭議的老政治人物辜寬敏說：「想不到台灣已經這麼民主，可以接受女性擔任國家領導人。」

其實，看看世界各國國會議員，平均只有百分之十三至十五是女性，但台灣本屆一百一十三位立法委員中，女性當選人高達四十三名，占百分之三十八，可見台灣選民對兩性平權的價值觀，不僅超越了舊時代僵化思惟，在國際上也專美於前。

我上月去倫敦拜會暨演講，有位國內的朋友表示，他跟英國人聊天，告訴他們台灣選出了一位女總統，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令他很困惑，難道這個結果不值得驕傲嗎？

我們當然沒有必要因政治人物的性別而驕傲，畢竟性別只是一種自然的機遇；但從總統大選和立委選舉的結果看來，我們應該為台灣選民在性別意識上，所展現出來的成熟度感到自豪。

有位來自大陸的女學生質疑說，選出了女總統又如何？她真的就會為女性爭取權益嗎？就表示台灣的女權將有更多突破嗎？

我不認為女性政治人物只應關心女性議題，也不認為該期待短短四年內，新科總統一定要立竿見影，女權至上。

我認為，台灣出現華人世界裡，第一位沒有政治家族背景的民選女總統，還選出四十三名女性進入國會議事，無疑是一個里程碑，其重要性不在於對將來的預言，而是對過去的見證，展示女權運動在台灣長久以來的努力，累積出一點果實。

今天持續關心性別政治，至少有兩層意義：第一、在集體活動中，兩性的參與、付出和回報，仍有很大差距。

跨國研究數據顯示，全球各大企業的高階主管群中，女性僅占百分之十六至二十，其中高達三分之二女主管單身或沒有孩子；相對，男性主管高達百分之八十至八十四，且有三分之二享有婚姻及家庭生活。

這顯示女性要在工作上求升遷，通常面臨公、私領域之間較大的取捨和犧牲，我們從台灣的高層女政治人物身上，也發現許多類似現象，可見真要創造兩性平等社會，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第二、兩性互動能影響、改變集體活動中的權力平衡與協調模式。英國人早在一九七九年就選出女首相，可是柴契爾夫人卻是當時內閣中唯一女性，隨後十年間，我們發現她說話的聲音愈壓愈低，作風顯得比男性更男性，氣勢壓倒全場，被媒體冠以「鐵娘子」稱號。

同樣，台灣早期女性從政只是人數少，許多是代父或代夫出征，目的在延續家族的政治勢力，我們也經常在電視看到男女立委、議員一言不和，在議事廳大打出手，所幸這慘不忍睹的畫面近來已少見。

兩性對同一議題可能會有不同理解，解決爭端也採取不同途徑，兩性互動愈頻繁、愈正向，愈有助於改善國會沙文主義式的暴戾之氣，乃至國人習以為常、但沉苛已深的議事與從政模式。

台灣的女權持續伸張，受惠的應該不只是女人，而是我們的政治制度，以及受此制度所影響的每一位市井小民。

蔡明燁（英國／歐洲台灣研究協會祕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