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外面的空氣越來越恐怖，越來越緊張，已有不少的友人被逮捕了去，我乃不能不走。……我沒有確定的計畫，我沒有可住的地方，我沒有敷餘的款子。……以前暫時躲避的幾個戚友處，覺得都不大妥，也不願牽連到他們，只隨身攜帶著一包換洗的衣衫和牙刷、毛巾，茫茫的在街上走著。那時，愛多業路，福煦路以南的舊法租界，似乎還比較的安靜些，便無目的向南走去。這時候我頗有殉道者的感覺，心境慘惶，然而堅定異常。太陽很可愛的曬著，什麼都顯得光明可喜，房屋、街道、禿頂的樹，雖經霜而還殘存著綠色的小草，甚至街道上的行人，車輛，乃至蹲在人家門口的貓和狗，都覺得可以戀戀。誰知道明天或後天，能否再見到這些人物或什麼的呢！」

上面這段文字，並不是出自於什麼諜報小說的情節，也不是敵後情報人員的回憶錄。而是出自於一位在戰爭歲月裡為搜書、救書而不惜奉上八年歲月，以及身家性命的人。一如文中所言，他是以殉道者的心情在做這件事情的。

鄭振鐸，這位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旗手級的人物，同時也以愛書成癖，愛書成癡而為人傳頌。要了解他對書的感情到底熱烈到什麼程度，不能不看他怎樣為書而在抗日戰爭中獻身八年的經歷。

一九三七年八月，日本進犯上海，當時人稱「八．一三」事變，正式、全面揭開中日戰爭的序幕。中國江南的藏書家，既多又有傳統，戰火一起，這些藏書家首當其衝，成了莫大的受害者。固然有些藏書家能把所藏遷移安置，不受兵火之累，但許多藏書也毀於兵火。更多的情況是，藏書家或是為了要贍救其家屬，或是為了維持生計，紛紛出售其所藏。如此散出去的古籍，都集中到上海的書市，形成「是那麼多，那麼齊整，那麼精好，而且十分的廉價」的局面。

這樣的情勢中，上海書市固然也有些行有餘力，品味獨到的個人藏書家在精挑細買，但更多的是來自北平的書商。「幾乎每一家北平書肆都有人南下收書。在那個時候，他們有縱橫如意、壟斷南方書市之概。他們往往以中國書店為集中的地點。一包包的郵件，堆得像小山阜似的。」

當時的鄭振鐸，在上海是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戰爭爆發後，能走的人都離開上海了，鄭振鐸的許多親友也勸他離開上海。但最終他卻還是決定留在上海，不但留下，還一留就是八年。

「從『八‧一三』以後，足足的八年間，我為什麼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區去呢？時時刻刻都有危險，時時刻刻都在恐怖中，時時刻刻都在敵人的魔手的巨影裡生活著，然而我不能走。許多朋友們都走了，許多人都勸我走，我心裡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責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會躲過一切災難的。」他的責任是什麼呢？就是在這麼一個動盪的大時代裡，他要為那些顛沛流離的書籍做些事情。

（《失書記》網路與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