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體針對不少財經背景的大學教授，身兼企業獨立董事與領取高薪問題，提出質疑。

此事讓我想起日前某國立大學中心主任，任職期未滿之前，辭去現職，前往某企業擔任獨立董事，學校主管不願擋人財路，同意促成，造成不少爭議。

教授身兼企業獨立董事，源自二○○七年之後，金管會仿照美國避免股東與管理階層獨大之虞，規定資本額超過一百億元的企業，須聘請兩席獨立董事，落實監督功能。

然而與一般董事須由股份最多的股東，透過選舉方式產生，獨立董事反而由董事長直接聘任，形成企業界競相聘任退休政府高階退官，及民意代表和大學教授，甚至出現一人身兼數家獨董的不尋常現象，難免遭人質疑政商利益輸送。

尤其是許多現職教授，在各大學對每學期只能在外兼課四小時以內的嚴格規定，卻對擔任獨立董事一職網開一面，是否與各大學在產學合作政策下，不敢得罪企業大老闆，以免斷了校友捐款與畢業生求職的後路有關；甚至為這些財經背景的教授，提供現有過低薪資的額外補充等因素，不無疑義。

在此情況下，學術與市場、專業諮詢與監督評鑑之間，形成一個相當微妙的網絡關係，尤其當前台灣社會在特殊脈絡限制下，諸如：企業界仍多以家族企業為主；人際關係仍存在當年費孝通所謂的「差序格局」，親疏分明；及台灣專業人才數量有限的情況下，這套來自美國企業文化的制度，在大多獨董高薪待遇的利誘、拿人的手軟與以和為貴的華人文化下，恐與原先政府所期望，以獨董制度發揮企業監督的理想，有所落差！

其實比獨立董事更嚴重的是「雙薪教授」與「雙薪退休公教人員」問題。據統計，目前公教人員退休後轉任私校任教職者，高達一千三百多人，政府每年補助私立大學上百億元經費中，有近十分之一淪為退休公職人員的「第二春」。

近二十餘年來，囿於官官相護，旋轉門條款亦無法管理，已嚴重影響專業人才的流動與新陳代謝，加深年輕世代的相對剝奪感，值得注意。

周祝瑛（台北市／政大教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