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韋廷擔任立勤法律事務所律師。圖/劉韋廷
圖文/劉韋廷
高雄醫學院情殺案件震驚全國,何以家庭環境富裕又深受父母苦心栽培的兩名醫學院高材生,因為情感問題而雙雙送命,實在令人唏噓不已。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台灣社會向來奉行文憑主義,高學歷向來是人人心所嚮往的目標,只是人民應該也要仔細思量,學歷或工作成就是否能夠代表人生的一切?
高雄醫學院的兩位高材生們從小受父母細心栽培,可以說是人人稱羨的「人生勝利組」,其所背負家人的高度期望以及對自身的期許肯定也是超乎一般人能所想像,向來對事物或許是有求必應的他們,在遇到感情問題時,不免也遇到了龍虎相爭的情形。面對挫折欠缺了應變的能力,反而使用了最不適宜的方式解決之;或許對於當事人而言在行為的當下這是他無可選擇必然的結果,但是仍希望人們能夠在做出選擇前能夠多想幾分鐘,莫被情緒沖昏頭,鑄下無可避免的大錯。
原先看似為一起單純意外導致死亡的案件,在鑑識人員一絲不苟地冷靜採證與分析下,看出被害人非為生前死亡的端倪,將全案導向他殺偵查。百密總有一疏,黃姓男學生在本案中,於警方發現犯罪前與其委任律師的談話中先是詢問生前死亡與死後身亡的差別,接著向該律師坦承犯行,也允諾會到警局投案,不難看出黃姓男學生在認知到自己所犯下的錯誤時,已經有面對事實接受制裁的想法。
然而,或許是出於對於家人與被害者家屬的歉疚,與害怕外界的批評聲浪,在內心與外在聲音的拉扯下,黃姓男學生最後仍舊選擇了自我制裁,遺憾了又一條年輕而仍有可為的生命。在本案中,雖然黃同學不符合刑法六十二條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但投案算是犯後態度良好,還是有機會減刑。
然而,天算不如人算,黃姓男學生最後仍選擇了以自我制裁的方式了結人生,也讓還在人間的父母又添一筆無以文字的哀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