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與圖／陳名能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團結抗日之聲四起，國民黨始邀請「中青」共赴國難，左舜生攜黨主席曾琦信函，至廬山與蔣委員長見面，並帶回委員長覆函，兩黨黨魁交換信函，正式相互承認，此為中國民主政治一大進程。（這是記憶中父親告訴我的，與後來我看父親的文章中，和其他的記載略有出入）。

但最重要的是「中青」黨內部討論有關「國青合作」時，即決定應有「團體不失立場，個人不失身分」之交往方針。這樣的寬宏格局和審慎態度，與現在朝野的兩黨協商時，權謀放話，爾虞我詐，是不能同日而語的。父親嘗感嘆，中國近世人才，一代不如一代，康梁不如曾左李，北洋不如康梁，民國不如北洋，小蔣又不如老蔣。現今政壇人物，如果父親看見，更該不知做何評價了。

抗戰期間，中央遷都重慶，並以四川為大後方，全面抵抗外侮，青年黨人又以四川人為多，更是支援抗戰，協助徵兵徵糧，不遺餘力。這時父親在成都任「中青」黨機關報《新中國日報》總編輯，不久發行報數即提升倍增，超過成都當地的國民黨之《中央日報》。

抗戰勝利後，父親回到上海，主持《青年生活半月刊》復刊，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七日出版後，立即受讀者歡迎，其訂戶有遠至新疆、南洋等地者，旋以大陸之淪陷而停刊。

民國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間，「中青」參與「政治協商會議」，為調解國、共衝突而努力，但未成功。中央政府召開「制憲國民大會」時，「中青」推舉多名代表參與，父親為青年黨「制憲國民大會代表」成員之一，民國以來，屢次制定憲法，以此次制憲，參與最廣，立意最為周延，至今乃為中華民國立國之本。

制憲後，新政府成立，「中青」推薦陳啟天、左舜生、林可璣、劉靜遠等四人為政務委員，陳啟天兼任工商部長，左舜生兼任農林部長，這是最早的「聯合內閣」，現在大家討論「聯合內閣」，都忘了這段歷史。

這段期間，「中青」在政治上最為活躍。父親正值壯年，也是他最富精力、銳氣的時光，他雖然只是一個中階的黨員，談不上有什麼成就和地位，不過我可以想像，那個時候他對前途是充滿了信心和期待的。但國事糜爛，社會瓦崩，速度之快，渺小的個人和團體，已無法力挽狂瀾了。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變色前夕，母親帶著姐姐、表姐和我，由上海乘船來到台灣，那時候我四歲。隨後父親取道廣州、香港，來台與我們相聚，那年父親四十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