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陳長文終身志工

貧富差距擴大，筆者認為是當代民主國家最大的挑戰，若持續惡化，會動搖民主政治在人民心中的正當性基礎；這已不只是台灣單獨的問題，而是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共同問題。

貧富差距擴大，剝奪年輕人未來的希望感，而這種剝奪感不是台灣的年輕人才有，其他民主國家的問題可能還更嚴重，例如歐洲大多國家的青年失業率都高於台灣，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在許多民主國家裡不但對政治體制不滿，甚至也演變成嚴重的治安問題。

如果民主自由不能解決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政府持續的失能，不滿與反抗制度的力量就會逐漸增長，民主制度好比一個有機生命體，現在正面臨初期癌症的威脅，想要保住自己的生命，那麼全世界的民主國家就必須認知、認識「何謂民主癌症」，年輕人的不滿與反抗不是民主癌症，貧富差距的擴大等因素讓年輕人的希望感被剝奪才是民主癌症，全世界的民主國家均不能坐視這個制度之癌逐漸擴散。

和平繁榮、自由民主，一定要配合階級流動的可能性，否則民主的制度體系是很難安定的；但另一個難題是，原本單一國家可以透過國內政策與法律，透過租稅或社會福利等手段，去抑制貧富差距的擴大，增加階級流動的可能性，但這樣的力量與手段，某種程度上，卻被全球化削弱了，貿易全球化的趨勢，弱化了傳統國家的力量，當單一國家祭出經濟或租稅政策想去抑制貧富差距時，全球化下的資本流動性高，結果，在抑制貧富差距的效果出現前，可能反而使得資金外移，影響國內的經濟發展。

幾十年來，自由貿易成為了全球化的主旋律，促成了許多國家快速的進步與發展，但其伴隨的經濟增長被少數精英壟斷的分配失衡，已是一場隱火，在全球化的熱鬧大鍋下悶燒。

那該怎麼辦呢？很多有志者提出了許多制度的方式，筆者認為應建立「第二套的全球化思維」，也就是以與致力推動自由貿易相同的努力，嘗試建立一種全球性的正義準則，例如超國家的租稅正義準則；特別是對於遺贈與資本利得這種世襲性與暴利性的財富增長，應拿出一套共同做法，採取共同行動去節制，以改善目前全球性的分配不正義問題。例如：法國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凱提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即建議，設立一個全球累進財產稅系統可以促進平等，避免大多數財富集中到極少數人手裡。

這當然是非常艱鉅、也相當漫長的工程，但如果不試著努力，對分配不正義的不滿隱火，有一天就有可能變成爆發的怒火，一燒不可收拾。